四、交游问题
    李白集中所涉及的交游对象，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人之多，弄清楚这些交游者的生平以及李白与他们的交往关系，无疑有助于李白作品系年及其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新时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将李白的交游问题作为研究重点。
    李白与杜甫的会合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事，对于李杜的交游，多数学者认为：李杜一生三次见面，初识是在天宝三年三月，地点洛阳；第二次是天宝三年秋日，地点梁宋；第三次是天宝四年夏或秋，地点为齐州或兖州。
    进入新时期，耿元瑞《关于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总第13期）首先对李杜初识的时间与地点提出怀疑。郁贤皓《李杜交游新考》（《草堂》1983年第1 期）在耿文的基础上认为李杜初次会面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宋之间；“齐州之会”是“又一次诗坛两曜与众星相聚的盛会”。但刘友竹在《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中认为文学史上所谓的“齐州盛会”并不存在。康怀远《李杜长安相见试证》（《阅读与写作》1987年第12期）认为李白与杜甫于天宝末年在长安又见过一次面。王辉斌《李杜初识时地探索》（《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1  期）认为李白天宝三年春赐金还山后即于夏秋之际在梁园与杜甫初次见面。
    李白与“卫尉张卿”的交游问题也是新时期以来研究的一个重点。首先是郁贤皓在1978年以后陆续发表的《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等文， 论证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即张说之子张垍。王辉斌《李白“苦雨诗”再考订》（《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也通过对张介然、张价、张垍等人仕宦经历的考证，指出此诗中“卫尉张卿”应是张垍。李清渊《李白〈赠卫尉张卿〉诗别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6  期）认为张卿身份难以确定。其后，郁贤皓又写了《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一文，文章进一步考证出玉真公主的若干生平事迹。
    李诗中的“崔侍御”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李从军《〈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质疑》（《文史哲》1984年第6  期）一文认为李白诗中的“崔侍御”既不是崔宗之也不是崔成甫，而是另有其人。倪培翔《也谈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唐代文学研究》第1 辑）一文支持此观点。
    关于李白和孟浩然的交游，靖华《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荆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认为李白与孟浩然一生中曾相会四次。
    关于李白与李邕的交游，刘友竹《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认为天宝三四年李白并未与杜甫一起北上会见李邕；李白于开元七八年间在渝州谒见李邕时遭冷遇，使两人关系一度蒙上阴影。
    李白与贺公的交游，钟振振《关于李白任城县厅壁记之本事与系年》（《文学遗产》1988年第2 期）考证出“任城县令贺公”乃贺知章之从祖弟贺知止，并将此记系于天宝八年。李清渊《李白与贺公交游新说补订》（《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指出李白此文应作于天宝十年春。
    关于任城六父，许嘉甫《李白任城六父征略》（《济宁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认为任城六父即赵郡李氏东祖房李熔第四子修。
    关于李白与苏梃的交往，陈钧《李白谒见苏梃年代考辨》（《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认为李白谒见苏梃的时间应是开元九年春。
    一些文章还对李白交游的其它方面进行了考察。郁贤皓在《李白暮年若干交游考索》（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10期）一文中认为李白暮年结交的一些人多与颜真卿有关系，并考察了韦冰、殷佐明、殷淑等人的生平，又在《李白交游杂考》（《唐代文学论丛》总第3辑）一文中对赵悦、斐图南等人的生平进行了考证。许嘉甫《李杜交游考录三题》（《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考证了卢弈、卢鸿、杨山人的某些生平事迹。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对李白交游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其中郁贤皓对“卫尉张卿”及李集中数十人的身份与生平的考索，王辉斌对李白与杜甫、苏梃、元丹丘等人的交游进行的考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李白生平研究工作的进展，刘友竹、葛景春、李清渊等人的研究也都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五、生卒年问题
    李白的生卒年研究者们历来是根据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李阳冰《草堂集 序》、李华《李君墓志》等材料推知的，即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卒于代宗宝应元年，享年62岁。
    新时期以来，随着对李白研究的深入，其生卒年问题亦出现了种种新说。最先否认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是李从军的《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文章提出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之说。
    康怀远《李白生于神龙元年新证》（《江汉论坛》1985年第4  期）认为李白的卒年为大历元年，生年应为神龙元年。
    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  期）一文认为李白卒年应是广德元年，享年63岁。
    杨栩生《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解说》（《李白学刊》第2辑）、  吴宗铭《对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质疑的质疑》（《李白研究》1990年第1 期）依然持传统说法，认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62岁。
    对李白卒年的研究和对出生地及家世的研究情况一样，都是建立在基本材料的基础上。王辉斌《李白卒年新说辨析》（《漳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针对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就李白卒年提出的广德元年、  广德二年、大历元年、大历二年四种新说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考辨，可以说是对近年来这一方面研究的一个总结。作者认为，新说所依据的材料都无法证明其中任何一种之成立，在未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还是以卒于宝应元年为是。

                        六、行踪问题
    李白出川以后的行踪一直是李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按照关注的重点不同，可以将问题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李白出川的时间问题。宋人薛仲邕首倡“开元十年”说，王琦《李太白年谱》认为系于开元十三年。新时期以来学者们依从王说的比较多，但也有人对前人的说法提出质疑。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出蜀年代考》以及《李白出蜀前后事迹考辨》（《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李白出蜀年代应是开元十二年秋。 陈钧《李白出蜀年代考》（《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认为，李白出蜀年代应在开元十年。毕宝魁《李白诗中巴东考》（《文学遗产》1990年第3  期）认为李白出蜀时间为开元十三年。刘友竹《李白初次出峡时间及其后短期游踪别考》（《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2  期）就李白开元十七年前的游踪进行了考证，认为李白初次出峡后，下荆门，至江陵，于冬末春初见司马承桢，并南穷苍梧，开元十三年秋在金陵，第二年游剡中，开元十五年返安陆与许氏结婚。
    其次是他在安史之乱时的行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叛乱时李白正在宣州一带游历，因此将李白《奔亡道中》五首与《南奔书怀》一起系于至德二载。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认为此二诗写于天宝十四年冬季安禄山叛乱时。郁贤皓《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3  期）一文认为这组诗说明了李白携宗夫人由梁园经洛阳沦陷区向西过函谷关奔逃的经历，并对李白在安史之乱初起时的行踪作了清晰勾勒。
    第三是李白长流夜郎问题。对这一问题历史上主要有两种结论，即“未至说”与“确至说”。首倡未至说者为北宋曾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王琦《李太白年谱》，詹英《李白诗文系年》，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从军《李白考异录》，郁贤皓《李白丛考》等专著都采用这一说法。清人程恩泽《程侍郎遗集》、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等提出“确至说”，但未得到响应。进入80年代，研究者们围绕这两种观点进行了长期讨论。邱耐久《李白确至夜郎考辨》（《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认为李白曾流放至夜郎。 王定璋发表《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学术论坛》1983年第5  期）认为李白未曾到达夜郎。林东海《巫山巴东夜郎》一文认为李诗《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诗中“半道”一词应理解为“贬期的中间”而不应理解为“半路”，因此李白确实到过夜郎。进入90年代，《李白研究》第2  期同时发表了张才良的《李白长流夜郎的法律分析》和陶锡良的《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张文从唐代律令出发，认为李白得到的判决为唐律中最严厉的“加役流”，时间为三年；李白长流夜郎的首程地为舒州怀宁长风沙，首程时间为乾元元年六月；李白到达了夜郎。陶文也认为李白此行确至夜郎，但认为李白赦放的时间为乾元二年五六月间，而且《自汉阳病酒寄王明府》中“今年赦放巫山阳”之“巫山”指的是夜郎流放地的一座小巫山。张春生《也谈李白流放夜郎与唐律适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亦从唐代法律出发，认为李白判流时间在乾元元年三月，五月上道服刑，十一月到达夜郎贬所，次年五六月间遇赦获释；并勾勒了李白流放所走的路线。王辉斌《李白长流夜郎新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认为李白巫山遇赦是不存在的。不久王辉斌又发表《李白长流夜郎的历史真实考述》（《传统文化》1991年第4期），文章对李白流放期间所作的20首诗歌进行了重新系年，并对李白流放的真实状况进行了全面讨论。至此，“确至说”得以确立。
    第四，李白在巴东的行踪也是研究者们论述比较集中的问题。刘友竹《李白三到渝州》（《重庆晚报》1988年7月29  日）认为李白三到渝州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八年、开元十二年秋、乾元二年三月。许嘉甫、许玮的《李白三下渝州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97年第1 期）结论与刘文相同。许嘉甫还作有《李白四渡峡江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文章对李白四次出峡的时间和路线作了大致的描述。

第五，李白在东鲁的行踪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刘传录的《李白隐居徂徕山》（《大众日报》2011年11月15日齐鲁文化版）和刘传录的《李白的第二故乡---泰安》（《泰山晚报》2011年12月5日）从李白隐居的目的和诗歌入手研究。证实了李白隐居徂徕山达20年，东鲁寄家之地不在济宁和兖州，李白的第二故乡是泰安。
    除以上这些论述比较集中的问题外，还有不少文章对李白行踪的其它方面进行了考察。
    竺岳斌《李白东涉溟海行踪考》（《唐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2  期）认为李白“东涉溟海”之“溟海” 乃今之剡中盆地。
    刘友竹《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88  年第4期）认为：李白曾被流放到过今天重庆市一带。
    王辉斌《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荆门大学学报》1990年第4  期）认为李白开元十四年秋自维扬到江夏后第一次游安陆，接着在随州结识胡紫阳，然后至襄阳，从李浩处求得经济援助，旋即远客汝海，途中结识王昌龄、元丹丘，第二年春天“近还郓城”。
    毛水清《李白炼丹地点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对李白一生中曾经炼丹和打算炼丹的地点进行了逐一考证。
    李白究竟几游苍梧，学术界历来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刘友竹《关于李白两游苍梧问题的补正和辨析》（《李白研究》1990年第2  期）认为李白开元十二年及乾元二年两游苍梧。许嘉甫、许玮《李白三游苍梧考异》（《零陵师专学报》1997年第1 期）认为李白一生三次游苍梧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十三年五六月间、天宝十年八月和乾元二年八月。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对李白行踪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其中长流夜郎、东下溟海、南穷苍梧等问题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并发表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的新见。

                        七、对研究现状的总结
    新时期对李白出生地、家世及卒年的研究虽然新说迭出，但往往各执己见，缺少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传统说法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
    在对李白行踪的研究中，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这一发现是本世纪李白研究中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由于有了这一发现，人们对李白的许多重要诗篇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新时期对李白入长安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巩固“两入长安”说，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三入长安的新说。到目前为止，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白入长安的总体面貌已较为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多数诗歌的系年也已基本确定。在李白行踪的研究中，另一项令学术界瞩目的成果是李白长流到达夜郎这一观点的确立。
    对李白交游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到目前为止，李集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物的生平已经基本清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郁贤皓对“卫尉张卿”、“崔侍御”等人所做的考证。对于“卫尉张卿”到底是张垍还是玉真公主的丈夫尚不能最终确定，今后若能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来确定“卫尉张卿”到底是谁，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从另一角度看，即使尚未准确考出“卫尉张卿”也并不影响人们正确理解李白一入长安的遭遇与心情，也不影响人们把握李白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新时期对李白生平的研究工作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有些研究者违背了考证的基本原则。例如在对李白家世问题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围绕李白之家和李唐王室或远或近的宗亲关系，对李白家世作种种考察，其中不少文章的共同之处是以唐初之事代替范《碑》、李《序》及《新唐书·李白传》中的记述，否定李《序》、范《碑》的可信性。这种处理方法是考据的大忌。寻找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卒年这类客观性很强的问题的答案，应该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如果研究者不能对李《序》、范《碑》加以证伪，却又否认其内容的可信性，这就等于给李白家世问题打上了死结。当然，原始材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导致了研究者理解上的不同，原始材料在记载上的矛盾之处和文字上的错讹也加剧了分辨的困难。总之，在发现新材料之前，仅依靠现有材料就急于做出结论显然是不智之举。
    其次是有些研究者只从诗歌本身出发来进行分析，缺少对史实的征引和必要的考证。传统考证是从史料出发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越性是能够坐实作家的行止出处和作品的作时作地，其局限性在于往往因史料短缺而无法稽考。仅仅从诗歌本身出发进行分析也不足取，原因是许多作品是用抒情的手法写成，其中并未涉及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因此，仅仅通过内容分析，难以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作家的事迹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既重视作品内容的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两种方法交互使用，才能有效地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