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服装出口促进体系考鉴：思索篇

白 明

        近三十余年来韩国服装出口与本国服装工业的发展相辅相成，服装生产规模直接影响到服装出口发展的伸缩余地。当然，除了韩国国内服装生产规模外，尚有诸多因素也左右着韩国服装出口的发展。根据供求关系来判断，影响韩国服装出口的因素大体可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主要包括国内服装生产规模/国内平均劳动力成本/国内平均劳动生产率和海外直接投资规模。外在因素主要包括世界经济总体规模与汇率波动。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框架内，如果将韩国服装出口额(EX_t)作为被解释变量，则上述要素可以被模型采用为解释变量。

        然而，韩国服装出口相对来说对上述内在因素更加敏感一些，故采用当期t年作为模型内在因素的样本，而由于韩国服装出口对上述外在因素相对迟滞，故采用前期t-1年作为模型外在因素的样本。据此，1971-2001年韩国服装出口模型设计如下： 

EX_t=α+β₁PD_t+β₂WG_t+β₃TFP_t+β₄FDI_t+β₅RR_t-1+β₆WE_t-1+u_t         

        其中：u_t为t年模型计算误差值

        计算结果表明，1971-2001年韩国服装出口模型的回归效果主要表现为：R2 = 0.931, F = 54.366, DW =  0.968。

具体来看，模型各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韩国服装出口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内在要素对韩国服装出口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且快于外在要素，表明韩国在服装出口方面并非“靠天吃饭”，而是更多体现为自主性的贸易特征，即对国际市场规模与价格的变化并不是很敏感，服装出口贸易规模的变化更多依赖的是自身竞争力的调整。  

        相对于实际情况而言，仅仅依靠模型中数量有限的解释变量仍不足以全面概括韩国服装出口发展的动力与制约所在。尽管R²的结果被F检验值证明为整体显著，但杜宾-瓦特森检验结果却并不乐观，DW值仅为0.968。不难看出，一些对韩国服装出口影响甚大的其他难于计量的政策要素在本模型中却被“误差”掉了。 

        为了弥补上述模型的缺憾，有必要针对影响韩国服装出口的有关政策加以系统概括。只有这样，韩国服装出口的促进体系才有可能被完整剖析。

        不难看出，相对于近三十余年来韩国服装出口额，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出三次比较明显的低估，亦即模型参数的估计残差显著大于0的情况一共出现了三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三次正残差反映出当时韩国服装出口的发展得到了较大规模的政策支持。具体来看，模型残差显示出的三次较大规模的政策支持在时间分布上依次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次低估：出现在70年代上半期，当时韩国服装出口正处于市场成长期。相对而言，这一时期韩国服装出口的超常规发展更多反映出60年代以来韩国在经济发展政策上滞后效应，即强调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产业。

        第二次低估：出现于80年代末期与90年代初期，为韩国服装出口规模扩张的最后辉煌，这一次低估出现后韩国的服装出口开始由成熟期转入衰退期。应当承认，这一时期是韩国经济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随着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行和专制统治的终结，当时的经济政策对韩国服装出口的发展比较有利。

        第三次低估：出现于90年代末期，在产品寿命周期上应当理解为韩国服装出口在进入衰退期后的一次反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韩国政府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政策，使得韩国服装出口下滑势头暂时得以抑制。

        按照模型残差的周期性分布，模型参数低估所引发的低估残差波浪式衰减恰恰反映出政策因素对韩国服装出口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弱化，这也正是韩国经济以国家集权主导的政策调节走向以自由化主导的市场调节之必然结果。

        应当指出的是，如果从体系上加以梳理，有必要依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将这一系列促进韩国服装出口的政策加以区分。

        从宏观层次上看，近几十年来韩国政府奉行的许多经济政策对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竞争力，扩大出口，强化其整体经济实力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韩国服装出口也不例外，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如免税进口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料和设立韩国贸易振兴公社等。当然，不仅对于服装出口，这一系列政策也必然惠及韩国经济发胀过程中的其他诸多领域。

        从微观层次上看，这些年来韩国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行业层面都陆续执行了一些旨在推动轻纺产品出口特别是服装出口的政策，这些政策不涉及韩国经济发展的其他领域，如生产出口纺织品用老朽设备改造计划和同产地服装企业情报互换组合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