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天”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孔子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第十九章》）这是对天的意义的最明确也是最重要的表述。近现代学者对这句话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如冯友兰先生认为，这句话“含有能言而不言之意”（《三松堂全集》第二卷P304、第八卷P149），意思是天是最高主宰。郭沫若认为，“孔子心目中的天只是自然，或自然界中的理法”（《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发展》），意思是天不能言。按照我的理解，孔子所说的天，既不是能言而不言的最高神，也不是纯粹物理的自然界，而是以“行”与“生”为言说的有生命的自然界，生命创造就是天的最本质的意义所在。因此，天虽然是自然界，却以其生命创造向人们言说，因而具有神圣性。人类不仅应当倾听自然界的言说，而且应当按照天的言说去行动、去生活。乾卦《彖传》所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以及《大象》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对天的意义以及天人关系的进一步解释。这是完全符合孔子思想的。

司马迁说，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这是孔子“作《易》”（即《易传》）的最早说法。说孔子“作《易》”，未必是事实；但是，孔子的学说对《易传》发生了重大影响，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易传》作者非一人，他们在创作时有许多新的发挥，这都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们都受到孔子学说的影响，其立论方式虽有不同，但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即“天人之际”的问题展开论述，这也是事实。

解“易”者提出“易”有三义之说，即“易”有变易、不易、简易三种含义。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是符合《易传》精神的。《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意思是，《周易》没有固定的法则，只是以变化为其道，这显然是讲“变易”。这样的论述，在《易传》的“十翼”中，处处皆是，不必细述。《系辞上》又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乾坤二卦是《周易》的基础，代表天地、阴阳。世界上的一切现象皆由此而来，一切变化皆由此而起，这就是“简易”，也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同上）。“易道”虽然变化不居，且皆以天地、阴阳之相互作用为其基础，但其中又有恒久不变之道，即所谓“不易”。这所谓“不易”之道，贯穿于变化之中，它又是指什么呢？有人说，在《周易》中，没有不变之道，只有“变化”是不变的。这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并未说明“易道”的内在精神。

“易道”的内在精神不是别的，就是“生道”或“生生之道”。“易”中所表现的阴阳变化，是什么性质的变化呢？这才是需要作出解释的。其实，《易传》已经告诉了我们，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生命的创造，亦既生命的进化，这才是“易道”的核心所在。因此，《易传》讲了很多道理，但在回答“何者为易”的问题时，它非常明确地说出了“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天地之其德曰生”（《系辞下》）这样的结论。这是不同寻常的。这一结论正是从孔子关于天以“生”为言说的学说中发展出来的。再回过头来，看看孔子所说的“五十以学易”以及“五十而知天命”，其意义就更加明显了，其重要性也就更加清楚了。

这说明，孔子的学说不仅是讲“人道”，而且是讲“天道”，更确切的说，是讲“天人合一”之道。天人之所以合一的关键，就在一个“生”字上。孔子哲学从根本上是生命哲学，《易传》哲学从根本上说也是生命哲学。它同西方的自然哲学、本体论哲学确实不同，它是从生命现象及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点上理解人与自然界的。这里所说的“生”，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生，它同时包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即人的德性和道德价值的内容，这一点在《易传》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之所以提出“生命进化”的问题，其中便包含着道德进化的内容。《系辞下》说：“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是讲生命进化的。天地自然界是生命的根源，阴阳是生命的基本要素。自然界在创造生命的同时，还有价值的“生成”，这一点最为重要。天地以“生”为“大德”，这个“生”是有价值意义的，其实现则在人。这就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善”说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的目的性，“继”此目的而生者为善，但真正实现出来，变成人的内在德性，则在于人。成就德性，在人自己，这正是人的主体性之所在。但这决不是与自然界处于二元对立之中的独断的主体性，而是与天地自然界有内在统一性的主体性，它是以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天德”、“善”）为前提的。这种主体性丝毫没有抹杀人的地位与作用，只是将人置于一个适当的地位。《易传》的“三才之道”，就是讲这种关系的。而人的最高使命或终极目的便是：“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至于命”就是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但它是从实践上说的。孔子的学说，都是要见之于“行”的。这里所说的“命”就是从道德性理的价值意义上说的。“至”不是简单的返回到根源处，而是人的真正的创造和实践，这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从《易经》到《易传》，是中国文化的一次自觉。经过这次自觉，《易经》中的宗教神学的成分，大大减少了，代之以人文主义色彩很浓厚的天人之学，但《易传》又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承认其创造生命及其价值的作用和地位，而没有走上人类中心主义的道路。这与孔子的学说是分不开的。孔子是从《易经》到《易传》演进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正是通过孔子对《易经》的“解读”，才有《易传》的丰富而又多采的各种学说的出现。无论从那方面说，《易传》都发展了孔子学说，甚至可以说“溢出”了孔子学说，但是孔子为《易传》指出了一条发展的方向和途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