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雕刻手法愈来愈程式化、造型细节愈来愈雕琢化、形象气势愈来愈羸弱化、语言“用法”愈来愈手艺化的现象对应，自魏晋南北朝始，中国文人的艺术创造建树在书画领域高峰叠起。山东老乡南朝宋书画兼能的王微(415—453，字景玄，一作景贤，山东临沂人)在其《叙画》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了绘画的非实用性、审美的独立性和畅寄精神的“纯粹性”。如此标示了中国绘画的审美自觉、价值自觉、语言自觉。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东晋王羲之书圣之高峰挺立，到五代、两宋山水画成为中国绘画的台柱，到元明文人“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的书画人品之清绝。书画笔墨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精英艺术化生存的载体。其在文化哲学上融儒道释一体，在生存体验上集文化精英与高蹈出世于一身，在创作实践上熔书法、诗文、绘画于一炉。

    当元·倪瓒 (1301～1374)将中国书画艺术的空灵、简淡、飘逸、萧散的精神之“象”发展到一种文化“洁癖”的高度时，刚好在他去世的第101年后出生的佛罗伦萨人米开朗基罗（1475－1564)，以其对美的精神价值追求、对传统规范的突破和与同行比技艺高低的功名之求，而建造了西方艺术由神到人的世俗转向纪念碑。

米开朗基罗完全靠一人之力完成的西斯廷教堂壁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同达·芬奇等人一比高低，证明自己不仅是伟大的雕刻家，还是伟大的画家。

    前文曾提到文人笔墨艺术的率性写意与霍去病墓石刻手法的渊源关系，但有一点差异是明确的：那些伟大石刻是作为纪念碑的符号而制作的，石刻工匠们无意用此证明自己的“不俗”、“有学问”，最多就是让身边的师傅、同行感叹、赞扬一番手艺，高兴之余喝顿烈酒一醉方休，取了粮钱报酬回家取悦老母和老婆。道理也简单，汉代工匠没有王维、石涛类文人艺术榜样可追逐，却有“女蜗抟黄土为人”的神话传说在民间流诵。（东汉应劭(约153—196年)在其《风俗通义》一书中最先记载了这个传说。按历史逻辑，应该是先有广泛流播的民间传说，后有文人的风俗记述文本。那一时代提到女娲名字的典籍还有：《楚辞·天问》、《礼记·明堂位篇》、《山海经·大荒西经》和《淮南子·览冥篇》。这些都出现在战国——西汉年代间。）

    显然，比起后来的文人，汉代工匠更是“自然而然”地雕刻着、创造着。而书画的文人笔墨情怀，立足的却是社会生存的文化等级定位。如黄庭坚所言：“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比较之下，汉雕如生活之衣，为遮体、随风俗、承载纪念与记忆功能而用；而文人笔墨则是衣冠之款式，是彰显社会等级和文化品位的意义符号。文明进步带来的是文化表达的“格式”手法和社会等级的符号系统。这大概就是霍去病墓石刻在语言品格上后继乏人的一个原因吧——其雕刻手法表征的创造性价值，在其后中国佛教寺庙、墓葬建筑的“意义”与“格式”体系中，失去了其“用法”的价值。然而，其“非自觉”的自然、自由创作状态，却变为一种“自觉的”文化精神价值而神使鬼差地转到了魏晋之后文人们的笔墨写意语言之中。

汉·霍去病墓石刻                         宋·梁楷

    当我把霍去病墓石刻的创作状态与文人画相比较；前面也曾把霍去病墓石刻的语言命运与杜尚的“小便器”相比附，其实是想说明汉代工匠、魏晋文人及杜尚，本来是不自觉、或自觉地要表达一种在他那个生存环境下的“感觉”，但后人却“误读”他们而发展出了语言程式的符号价值系统……

    正如苏轼所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正如杜尚所说，“我使用现成品是想侮辱传统的美学，可是‘新达达’却干脆接纳现成品，并发现其中之美。”

    当然，文人画的问题十分复杂。

    这里的“戏言”，意在提出问题、引发思考、求解新证, 摆脱中国美术研究中那些被拷贝了无数遍的解释套路。用这些“套话”组成的“学术成果”，使多少人当上了教授、获得了在大学里吃饭的“合法性”……但在那些滔滔不绝、以说代思、得过且过的复制之流中，一种由似官而师、似是而非、似勤而惰的知识秀场中所散发出的回避思考、平庸为善的“聪明”气味，又遮蔽了多少学子在大学中享受升华想像力、唤起反思力、磨练专业锋芒和专业生存能力的“受教育权”……如果说基础教育应试弊端中的“死记硬背”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想象力，那么大学教育中的“套路复制”又使多少人在学历、学位的包装中成长、成熟为“套中人”……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失去了她曾经拥有的大胆探索、力求出新、舍我其谁的个人主义追求与专业活力……谁偷吃了大学学术体制的奶酪？好像谁都没有责任……和谐了……

    这里引用孔庆东先生昨天在《中国的肚子》一文中的一段话，结束这个过于娱乐的结尾：

    “这次谈话，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与老师（钱理群先生——引者注）达成了共识，即中国今后的发展，不能通过革命，不能依靠金钱，不能幻想政府，不能期待洋人，更不能指望那群软如鼻涕脓如酱的知识分子，现在是到了一个‘教育兴国’的时代了。要弘扬从孔子到鲁迅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思想传统，让古今圣贤的思想与普通的百姓生活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的民主建设之路。”   

    姜吉安老弟在前文的评论中多次提到，水墨写意画这个士大夫业余游戏的产物，似乎是因为没有写实能力而杜撰的神韵理论，因而他感到其中有儒家等级文化的味道……本博后面有兴趣借此话题与校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