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和伏羲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和人类的文明,后人开始使用他们的智慧。

先看西方:人不是神,难做到“无中生有”地创造光、大地、万千生物。但在大地之上进行雕刻、建筑的技艺是可以掌握的,所以神的宠儿古希腊人特别精于雕刻和建筑,在人类文明的萌芽期,就创造了西方建筑、雕刻史上的权舆作品。显然,这是与上帝的“手艺”十分接近的创造形象的劳动。上帝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人就仿照上帝的造物,雕刻出像人、但又比普通人更完美的神的形象去膜拜,也同时显摆了人自己的造型能力。古希腊人开的这个头,后来启发了15世纪的意大利人发动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复兴”这种显摆人的创造能力的方式,来摆脱上帝惟一的中世纪文化。(昨天中午在电视新闻中听到,南京有位先生不为挣钱,只为证明自己的造假水平高,制作了一批假火车票去出售。可见,通过展示“模仿技艺”而“自我实现”是一个有诱惑力的方式。)

古希腊时代大概是“口传文化”为主的时代,不然为什么对西方哲学有深刻影响的苏格拉底(BC.469-399)身后没有留下一部著作,只有学生的回忆录。同时,鉴于苏格拉底天生的塌鼻使他无望成为帅哥,他也最早提出了人的外形之美与内在精神的质量不会统一的观点,也似乎在“口传文化”时期就有些预感到“图像文化”的进攻。柏拉图的著作除《苏格拉底的辩护》一篇外,也都是用对话体写成,用生动、形象的对话过程展示了围绕所谈问题不同观点之间的矛盾与辩证推论。但当代美国图像理论家W.J.T.米歇尔认为:柏拉图是西方文明史上走出“口传文化”,用文字表达思想的代表人物。再一次证明:大人物,常常是那些脚踏两只时代大船的人。

古希腊人对建筑、雕刻的伟大贡献,却并没有导致西方文化产生强烈的“图像意识”,典型的例子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把具有形象摹仿能力的艺术家排除在他的理想国之外,理由是他们用艺术手法制造出的形象,是制造了仿制品的仿制品,因为完美的形象是永远不能现形的最高的“理式”,只存在于善于无中生有地进行创造的上帝的头脑中,而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物质形象,都是“理式”的物质模仿品而已。艺术家照着这些物质模仿物去摹仿,他们只能是“离真实隔着三层”。照此理解,艺术家仿佛是对上帝具有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进行仿冒的制假者,正如今天我们私下也佩服那些制造假冒名牌产品的人确实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花招,能以假乱真,但大家决不尊敬他。所以“理想国”里不要他。

既然对最高“理式”的“形象再现”靠不住,但人又力求追求“理式”,柏拉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先爱一个具体的物质形象,然后从许多物质形象中抽象出美的“形式”(朱光潜先生说此“形式”就是“概念”),最后通过对“各种学问知识”的理解,最后达到对最高“理式”的把握。对柏拉图来说,对无形无象的“理式”的把握,概念及哲学的思辩比“图像”的方法更可靠一些、更先进一些。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文化崇尚理性思辩的传统。

其后,柏拉图的学生,逻辑学与分类学大师亚里士多德从反面进行了推论,认为艺术家制作得“最美的形象”,是离“理式”更近一点的,就好像造假最像的产品,尽管还不是真货,但与真货最接近,常能把消费者骗了(我们都曾有过亲身体验)。西方艺术家们也还是乐于接受这样的“模仿论”观点,毕竟他们模仿的是上帝之手制作的产品,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同时,世界上除了哲学家们那些枯燥的大部头著作在努力用理性的逻辑思辩去把握、阐释世界的本质、美的本质之外,还没有人能呈现“本质”的图像。因此“好的图像赝品”在没有真品可与其竞争的情况下,自然也有市场。

总之,西方古典文化显示了理性高于感性,概念(语言文字)高于形象,逻辑推理高于经验直觉的特点。

再看中国:伏羲观物取象、用卦象解释万物的生长规律,占卜社会、人生的凶吉,这种智慧被古代的阴阳术士们继承下来,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中沟通天地人神的“专业工作者”。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儒”,在春秋之前,就是指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这种智慧并不十分关心万物诞生的起始原因,而是关心世界万物如何周而复始繁衍不息,阴阳柔刚如何相生相克进退平衡。难怪作为中国传统理性文化代表的孔子,曾说自己与巫觋殊途同归。

这种求理解世界、解释世界,而不是“制造”世界的智慧,把合情合理(儒)、自然而然(道)看作是把握世界的高境界。这种思维不强调对客观世界物质性的探究,因而科学性差,但这种思维善于将自然形象与内心感受沟通起来,因而更加艺术化。“圣者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衡量人的图像写实技艺高低的“模仿论”,有的是评价作者观察自然、体会人生悟性高低的“形神论”。

模仿论,把对象分析为比例、空间、光影的技术再现语言,从客体中抽象出美的形式,乃技艺模拟思维也;形神论,为“情”与“理”寻找“气韵生动”的形象载体,主体+客体=心象,乃图像意识也。

如此,中国的诗、书、画艺术,就成为这种“图像意识”的典型体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只有伏羲的后人才具有的思维品格。显示了理性与感性、道理与形象、章法与性情、人心与自然求和谐的东方文化的“图像意识”特点。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谈论“图像文化”,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思想家,都应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贡献出其它文化中人所不能替代的新创造与新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