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知识分子的消逝

——纪念魏文华逝世一周年

2008年1月7日下午，天门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魏文华在湖北天门市竟陵湾坝村附近看到身穿制服头戴钢盔的城管在推搡村民，于是拿出手机准备将城管执法人员暴力执法的过程拍下来。不到两分钟，一二十名城管人员过来殴打他，“路东打到路中，再打到路西，四五分钟被活活打死！”。

时间过去已一年有余，事情已被大家慢慢所淡漠，而魏文华本人则更被人渐渐忘却。去年8月份，《中国青年报》记者张伟就以《魏文华案悄然开庭关注者已经很少》为题呼吁：“社会不应该善于遗忘，因为每一次遗忘，都意味着一部分人的痛苦或悲伤，得不到整个社会的重视与体谅。而引发他们痛苦或悲伤的那些不良因素，也将得不到清理，并将在不可预知的时间、地点，对社会造成新的伤害”。

一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反思这件事和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时，我发现一直以来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存在一定的偏差或者说顾此失彼。我们不难发现，总结过去各家媒体报道的主要思路，立足点基本上为“一个路人被城管活活打死”，而非“魏文华用手机拍下暴行”。

按照前者的报道架构，自然便引导出后来所呈现的两种舆论情绪：对死者及其家人的悲惨遭遇的同情和对城管执法的蛮横胡来的愤慨。

而实际上，该事件的意义远不在此。就我看来，魏文华之死，象征的是一个客串的真知识分子的消逝。

什么人才可谓真的知识分子？

真的知识分子因该是葛兰西笔下的“传统的知识分子”，而非为特定的阶级和企业带来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是班达笔下的“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萨义德所谓的“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而那个行业之重要在于那是大众认可的，而且涉及奉献与冒险，勇敢与易遭攻击”“他们为自己的信念而发言”。

以色列学者康菲诺在评价把知识分子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时列举了五个特征：关怀社会，把公共事业视同个人责任，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义务感，深信事物的合理性以及加以改造的必要性。

爱因斯坦制造原子弹成功，只证明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后悔使用原子弹时，他才是人类最伟大的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就核武器问题的懊悔，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心。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类人：他除了能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之外，还能够对超越个人和个人所归属的小团体的私利的公共事务予以真诚的关注。知识分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既不是“一言可以兴邦”的谋士，也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他们是关照着脚下的路并时常仰望天空的人，是可以运用自己的智识和良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人。”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不幸的是，越来越多人手中之刀正在变成害人之刀。

在知识分子精神和知识分子职能日益衰退的今天，在自相矛盾的余秋雨、以自己的社会关系而非自由的文化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为己任的易中天等名流崛起的今天，在69名院士无知无畏的支持兴建耗资300多亿的中华世纪城的今天，在进行批评报道毒奶粉事件却连“双鹿”大名都不敢点的今天，魏文华情不自禁举起手中的手机的同时，他不经意间其实就扮演起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用手机代替了知识分子传统工具——笔和嘴，关怀社会，不畏强权，为了公众利益，忠实记录。

一个客串的真知识分子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