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王兄

——献给与我有过机缘相识的所有朋友

王兄是我十多年前的一初中同学，刚在我的睡梦里神奇出现。

我的睡眠质量一直很好，少有做梦。对于他的突然闯入，我忐忑不安，唏嘘不已，无法继续入睡。

最早认识王兄是在1994年9月份，那年我们就读初中二年级。我从县城转学到了乡下，分在王兄班上，还同桌。那时王兄学习成绩是最好的，一直占据了全年级的头把交椅。班主任把我两人凑合到一起，是希望我们能彼此促进，携手进步。

真是感谢班主任的良苦用心！不过班主任慢慢的就后悔了他的这个决定。

王兄人特别聪明，最主要的是特别刻苦，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他是我见到的学习能力最好的。而我不同，总喜欢想些歪点子，整些新玩意，对学习不愿过多的投入。所以在教室里，我是班上最不安分的一个。上课讲小话最多的就是我，而最重要的是，我竟然“引诱”王兄讲小话。我以一个在县城读过一年书的学长身份，不听的跟他炫耀我在县城、县中见到的新奇事物，他显然对我的话很感兴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不停的盯着我。班主任意识到王兄有被我“拖下水”之迹象，他当机立断把我俩给分开了，安排一个女生给我同桌，还不行，后又把我单独拎了出来，在讲桌的右侧空处，搁个课桌在那，班主任说：“你坐那”。从此我就不在讲小话了，主要是无人可讲！但下课后，睡觉前，我与王兄仍然是无话不谈的最好伙伴。

王兄人个儿不高，精瘦，有些营养不良的样子。他告诉我，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劳累死的，在新楼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动工之际终于倒下的；母亲是广东人，从外乡嫁到这里。在他父亲去世后，她母亲一个人，顽强的带着他、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在村里人的冷眼碎语中继续着他们的生活。

当时我家也算清苦，“贫下中农”的孩子可能最容易结盟。

等到我们读初三的时候，我们换了班主任，我终于可以不再坐在讲桌边了。我不记得我当时是不是又跟王兄同桌，但我清楚记得我们晚上睡觉床头对床头。

    一个上午（也许是下午），由于连续下雨，学校后面的山体滑坡，男寝室楼后墙被撞了个大窟窿，不少同学的箱子和被子都给埋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学校当即决定，把男寄宿生全部转移教室住下。我们把教室里的桌子尽量往前挤，用教室后头挪出的那点空间，紧挨着就摆放架子床。当时不时出现这样的景象：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上课上着上着就上床了。

我当时就睡在最靠角落的那张床的上铺，挨着王兄，我们俩头顶头。晚上四节自习之后，已经十点多钟了，可卧谈时光可是当时最美好的。现在我自然不记得我们当初具体谈了什么，应该是什么都谈，但我清楚记得是我们的手经常反伸过去，相互握在一起，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松开。

我们“携手”，不仅在卧谈，更在于对待平常具体事情的态度上。

94、95年那时候，我们整个国家社会治安都比较乱，而社会上一些不好的东西也渗透到校园里面，比如黑帮。我们学校那时候就有三个由学生组织的所谓的帮派，“青龙帮”诸如此类，帮派在班级乃至整个校园的影响很大，帮除了设有帮主之外，在不同的年级和班级都设了什么“堂主”、“香主”。帮派之间相互间“争地盘”拼得厉害，也就是竞相发展同学入会，我们班当时四五十个男生中，没有帮派名分的不足十人，而我与王兄是其中之一。

所以那个时候，班级之间或者班上同学之间，相互间打斗的场面不时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每次班上同学之间打架，班上其他同学基本上都在充当看客角色，包括班长，包括团支书，有些还摇旗呐喊，助威加油。在这个关口，总有两个不知死活的人爱去管那挡子闲事，企图把他们一个个拉开，螳臂当车，就如风车面前的唐吉坷德。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我，另一个自然就是王兄。记忆中，我们的劝架没有一次成功过。我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在失败之时王兄的无奈与怒不可厄：“打，打，打死算了”。

为了从根本扭转班上的这股不正之风，我和王兄商议，在班上组织开展学习兴趣小组活动。联络了班长等其他10来个人，利用下午课外活动的时间，开展诸如书法、绘画比赛以及知识竞答等活动，尽管我们投入了很多精力，但参加者寥寥，收效甚微。活动坚持了2个星期左右便难产。

正因为此种经历，我们更加惺惺相惜。

不知不觉我们就赶赴中考了，我们俩都考得不错，特别是王兄，710分的总分他考了638分。我们俩中考志愿都填了“区外中专”，过来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能考上区外中专，份量好比现在高考不能说上了北大清华，但至少也不亚于人大复旦。

但那一年，我们县在中招政策上有个小调整。但一个政策的小调整，往往决定了不同人不同的命运。

县里颁布一个新规定：中考成绩全县前100的考生，必须截留到县重点高中就读；单亲家庭的考生不截留，家庭有两个考生的截留一个。王兄属于单亲，同时他弟弟也同年参加中考，所以他以全县第3名的成绩同他弟弟一起分外高兴的读中专去了，在当时当地传为佳话，而我则很“不幸”又来到了县城。

我在县城读高中，王兄在南昌读中专，期间，我们还不时书信联络。而每年暑假，我总会去他家住上几天，他妈妈每次都杀鸡宰鸭的给我以好的招待。

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也是他中专毕业。毕业之际，王兄早已不为“区外中专”名分感到高兴了，因为早在他前一两年，中专生已经开始无法保证分配了。他只身去了广东，我则来到南昌，继续着我的大学阶段的学习。

在他广东打工最初的那段日子，也就是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偶尔还会联络一下，尽管很少，但还会有电话，一般是他打给我，电话中他开始流露出他对现实生活的一丝无奈，当然也有些许继续奋斗的勇气。

慢慢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也就不再联系或者已经失去联系了（这个问题我至今把握不清）。但我最初几年回老家，我母亲就会跟我念叨，王兄的妈妈问我怎么不到他家去玩。

后来，我妈妈也不再跟我提起那档子事了，不再联系或者已经失去联系的时间大概过了将近六年的时间。

如果是我没有记错的话，2006年我们终于又联系上了，他电话告诉我，他家准备回县城过年。我决定，从南昌到县城一下车，我就带我老婆（当时还是女朋友）就直接过去见他。

在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仍然一眼认出了他：他仍然是那样的精瘦，不过比过去略显高挑。在他大姐的过渡房里，她母亲还是那样的热情，同样是宰鸭款待，只不过鸭子是从市场买的，不是原来住在乡下时放养的。

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还一起逗他的小外甥女玩，但过多的仍然是寒暄和客气，大家目光闪烁，无法交汇。很显然，我们之间已经很难找回当年谈话的节奏、语气。不知道是他变了，还是我变了，还是时间变了。

除了口头不听的跟我老婆说，他是我当年最要好的兄弟之外，我似乎很难在她面前证明我们之间的那份兄弟情谊。

中饭过后，给完他两个外甥女（其中也许有个应该是外甥）压岁钱后，我们便离开了。

时间又过去了3年，我们还是没有任何联系，直到刚才让我惊醒的那个梦：我和他还有几个没有具体印象的同学一起在课桌上打扑克，班主任冲了进来……

匆匆打开手机，我清楚记得我手机里留有他的一个号码，立刻给他去了一条短信：“王兄，好久不曾联系，你在广东还好吗？康”

不知道他能否收到……

以上文字，献给与我有过机缘相识的所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