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绿水乐云鹰岭月情
僧佛寺景看繁星晓镜明
颐翁传 六 文友整理
听天由命最是真,九九少友仍在村。
不是老天赐晚长,岂容文弱四海云。
1960年10月,利用十一假期坐汽车送母亲到北京,母亲从北京乘火车去了鸡西。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他和母亲一起住在村里地主--魏绍卿的妹妹,王黑臣的老婆(当时已经嫁给了一个工人)魏淑萍家里。在前门打磨厂钱串胡同2号。为什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因为1963年颐翁上大学时,还曾几次去她家探望过。老太太很文明礼貌。
可惜文革初期,没有人找他麻烦,也没有人斗过她,就自己在自己家的窗棂上吊死了。这是后来颐翁八十年代到北京后才听说的。颐翁的三姐姐与魏绍卿的儿子是小时定的娃娃亲。后来魏绍卿的铁成、铁林两个儿子都早早离开村子,有了相当不错的工作。他姐姐嫁到鸡西前,他父亲还特意询问过魏家,得到放弃婚约的答复后,才经人介绍嫁到牛家。
说到此事的目的,是想说明颐翁母亲与异姓姊妹魏淑萍,以及丁庆第老太太等地主婆,早年就有不错的关系。颐翁和母亲在北京就住在魏家很小很拥挤,但有里外屋的房子里。母亲走后,颐翁又独自在京多呆了两天。一是多跑了几个必去的景点,二是了解一下京城的人情世故。每天早晚他都是去住地不远的饭店喝一角钱一碗,不要粮票的粥。可见当时在北京虽然也困难,可终究还是有很黏糊的粥喝。
他回到学校,当然免不了因为超假而挨批评。不过因为成绩好,老师的批评似乎也是轻描淡写,做做样子。后来冬月他送父亲和妹妹去北京,前边已经说过,就不重复了。颐翁一个人在家呆到1961年三月转学到鸡西二中。这期间春节放假他又去过鸡西一趟,往返还是采取的老办法--蹭车坐。这回是拿着学生证,理由似乎更充分些。往东北去时车上挤不动,可回来却几乎是空车厢,长椅子躺一路都没人问你。
颐翁在校住宿。家里屋子的门是锁着的。每星期回去一次看看。有时在三叔家吃几口地瓜秧面掺和着做的窝头。喝的粥里似乎有点豆面,可能是三叔藏的。或许是叔伯二哥当时做管理员,有点猫腻。总之他十分感激三叔对他的照顾。
有几件事似乎应当提一下。一是他在村里的老师地主丁恩红,逃亡东北前,特意找到他,要走了土改时,送给颐翁父亲(名义上是分给他们家的)一幅唐伯虎的字和一把红木或是梨花木大算盘。师生洒泪而别。从此再没有见面。听说他在双鸭山混得不错,一去就当上了记工员,并没有下井挖煤。
颐翁他们村逃到双鸭山的人很多。在那里几乎可以建一个新的大丁庄了。因为颐翁的二姨叔(他奶奶亲妹妹的儿子)在那当段长。他是1952年,矿里到农村招工人时去的。主要是那里还有一个早年在双鸭山当过工程师的,跟颐翁的姨夫爷以及本村有些什么亲属关系。颐翁已经记不起来了。
颐翁小时候在姨奶奶家,曾经见过这个会说俄语的丁姓老头。嗓音稍稍有些沙哑。
其实颐翁的父亲是很有远见的。1954年夏天,当时刚办初级社。颐翁哥哥就到过了双鸭山,大约有两年时间,已经在井下当了班长。可是神差鬼使地不知为什么,母亲和嫂子非叫他回来。恐怕他在井下作业不安全。结果56年秋天回来,57年春就出了车祸,被车轧坏了肠子。村里四个人把他抬到了唐山矿医院。治好了以后在家也就两年多,就又去了东北。因为怕下井,又有姐夫牛家在鸡西,所以才去了鸡西。
命里该着受磨难,千方百计躲也难。
回乡照样出事故,还是住了矿医院。
另一件让颐翁十分寒心的,他二姐夫是邻村陈庄的书记兼村长,叫娄万义。日伪时是村里的民兵队长,由于颐翁父亲的人际关系,在伪乡政府里当个伙夫。没少给八路军和共产党办事。父亲走后,一个星期天,颐翁把一墰咸菜用自行车驮到陈庄。从上午近10点,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家里没见到一个大人孩子。他只好把咸菜放下,怏怏而回。在三叔家喝了一碗豆面杂货粥,回了学校。这件事是促使颐翁决心离开玉田的直接原因。挨饿是普遍的。可总不能躲着不见亲人吧?更何况还给他们送去点咸菜。
人穷志短,饿了急眼。亲亦非亲,都在逃难。
学校的几位老师都希望他留在玉田念高中,答应给他增加助学金,还说要按最高的粮食定量给他。(他由于个子小,定量最低)可颐翁什么也没有说,流着眼泪开出了转学证明。离开了这块生他养他的故土。
都说故土难离,岂料事非亲亦非。
患难之中情难,纷飞过后赤心摧。
此后1963年寒假,曾回去祭祖。在祖母的坟头上,放过几个“二踢脚”文革1967年夏秋,应三叔之约回去,想救一救当时落难的走资派叔伯大哥丁志长。他回去,不但没救成。那些人若不看在颐翁父亲的面子上,说不定把他也一起给斗了。因为一些基层农村干部,不仅他们之间矛盾重重。而且有的民愤很大。不仅土改时,大打出手。58、59年等都曾打骂筛斗过别人。就连颐翁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后,都十分埋怨他不该替丁志长去讲情。他们是罪有应得的。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