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可心：慢速中感受文学况味

                            ■撰文/ 董喜阳 摄影/ 孟昭东

　　没想到第一次到江城，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
　　我们驱车向偏离市中心的方向驶去，躲避着人车，往更安静、更小的巷子里前去。
　　是那样一条市井气息浓厚、虽有些破旧缭乱但生机勃勃的老胡同。
　　虽是冬日，却也突显春日温暖的阳光，路旁的群树仍旧干枯着，枝枒未生，树的骨干经阳光照射，纤长的影子打在路面上，不胜美丽。
　　胡同里七绕八弯的，转呀转，意外瞥见另一边马路的出口处有两条不算显眼的门牌匾，一曰吉林市文化活动中心，一曰吉林市书画院。喧闹的胡同里竟藏着这般宁静雅致的文化集聚地，分外叫人惊喜。
　　在二楼宽敞明亮的会客厅，我和女作家王可心的第一次见面浸透着诗意。
　　
　　王可心最大的恐惧来自于生活的百无聊赖的孤寂感。
　　从小她居住在铁路的这边，看着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居住在铁路的那边。仿佛这条铁路就是一道分水岭，就是区分贫富、美好与丑陋的界碑。
　　从小她就开始与时间博弈，与时间做着斗争。她喜欢铁路那边平淡而真实的生活，羡慕那边孩子们传来的银铃般天真无邪的笑声，那笑声有很多的无奈，却也充满傻傻的幸福。
　　从小她就关心铁路那边的生存状况，对那边的现实生活任何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好奇之心，一个幼小的文学种子打那时开始催生。
　　之后多年，她都可能梦回这个其他人看来都很普通的画面，却是她童年有意义的开始。
　　出生在文学世家的王可心理所当然应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她的父亲是一名作家，她的哥哥是闻名全国的影视剧作家和编剧，况且她拥有成为作家的足够的天分。
　　“在我19岁、20岁的时候，大约是90年代初期，我就开始了青春期的小说创作，当时觉得虽然很幼稚，但是很好玩儿。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新闻单位上班。开始接触了批判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之前我是很注意小说创作的形式和语言的，后来觉得小说是表达世界。”
　　　
通过“面试”是件高兴的事儿
　　　
　　青年时代的王可心是叛逆的，后来竟无缘无故的不写了。“你现在问我当时停笔的原因，我也说不好。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无拘无束，没有定规。”
　　2000年以后，王可心开始回归写作，回归的目的很单纯，很直接——钱。她开始埋头创作电视剧本。大概8到9个月的时间，她就完成了电视剧本《刻骨铭心》故事梗概并且得到了雷献禾导演的认可。
　　“导演需要我创作的电视剧题材，所以很快的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签订了合同，这是我拿到的第一笔大稿费。”
　　“我总是觉得小说创作是个体劳动，任何人都有需要表达的东西，小说就是呈现你所经历或是感悟、体验的事实。当然，小说有想象创作的成分，但是在我看来，生活真实是第一位的。”回归纯文学之后，她对文学的认识经历了从不深刻到不肤浅，又到了逐渐深刻的过程。说来奇怪，她从事纯文学创作和自身爱好、兴趣无关。
　　“当时，完全是为了打发时间的需要。”2010年，她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和构思第一篇纯文学小说创作。
　　2010年，王可心亲眼目睹了西山棚户区改造工程的实况，于是唤醒了沉睡在她心底多年的童年梦。从念书出来到结婚生子，她几乎再也没有回到西山，那个她从小居住的地方。
　　一条铁路把山和城市彻底割裂开来，山上是死气沉沉的氛围，山下是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一山两世界，山上山下两重天。触角敏锐的王可心看到了山下和山上之间，新建成的摩天高楼与破旧的棚户区之间巨大的落差，城乡之间的一切纠结和矛盾在此一览无余。
　　因为在那地方长大，她对西山的一草一木太熟悉了。
　　“20多年了，那里从没改变过。很多家庭还在烧麦秸。这个地方出现在我眼前是那么的文学，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创作潜能。”寒窗出学子、贫困的地方出文学这两句话在王可心身上得到了可认证。
　　于是，她短时间内创作出来的短篇小说《西山谣》就此诞生，也就意味着女作家王可心就此要闪亮登场。
　　写完之后，王可心怀着“撞大运”的心情投给了《作家》杂志。“同样从事文学创作，你知道在《作家》发表东西的难度，我是在忐忑的心情下收到主编宗仁发老师的回信的。在邮件中他鼓励我要继续创作，现在的状态很好。对于我来说，第一次投稿有一种接受‘面试’的感觉，最后被录取了，就意味着你要不断的工作才能保住现在的成绩。所以，无论何事，某些人在某些时刻的某种鼓励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太重要了。”
　　
创作意味着“头顶一片天”
　　　
　　长篇小说《头顶一片天》应该说是王可心在2012年文学创作的得意之作。那里面不仅凝结着她创作的辛劳，还有更多的是她创作的思想和传递的正能量。
　　这篇原名为《卖肾》的文章发表在《收获》杂志2012年第一期。在她投稿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在邮箱里就收到了编辑的回信。“改一改，就可以符合我们的发表要求了。”
　　按照编辑的修改意见，她修改了几遍，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发表了。
　　《头顶一片天》是她刚怀孕的时候写的，在孩子五六个月大的时候完成的。
　　好多人电话询问王可心《头顶一片天》的现实意义，她告诉本刊记者：“想贫困的人和富裕的人可以平等相处，但绝不是我个人情感层面的，应该是一种社会理想。东西写得很残酷，却是我对社会，对生活的一种理想。”因为同情和关注贫穷的人，因为小时候隔火车道相望西山的感觉，因为意识到年轻人当有所为，因为以前是肆无忌惮地想表达自己，而现在是大力地呈现现实世界。太多的“因为”成就了《头顶一片天》，也成就了新生代的女作家王可心。

文学是孤寂生活的调剂

　　阅读过王可心作品的人可以觉察出来，她现在的小说在叙事风格上并无太大的改变，倒是更加反映“世态炎凉”，注重文字背后的故事。
　　现实生活中，她要带小女儿。

　“你不会理解带孩子的痛苦，这是一件令人崩溃的事情，所以文学创作成为了我生活的调剂品，我可以利用它打发孤寂的生活。我一直都是在带孩子期间写，我进入写作状态很快的，没事的时候我就会写点儿。”
　　王可心说的很随意，好像她已经习惯了生活的一切。王可心是一个喜欢低调做事的人，很少的人知道她写作，很少的人知道她的生活与工作，不太喜欢出席大众场合的她，很多时候是宅在家里。
　　生活很简单，写作很快乐。王可心似乎认定自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驾驭文字和麻将是一样的

　　生活中的王可心是无事可做的，除了带孩子和创作。于是，她会凭借各种方式来打发时间，比如说打麻将。而且她会在娱乐中培养感觉和灵感。
　　写作和打麻将没啥直接的关系，她把娱乐当成是生活的积累。“我总是觉得生命注重的应该是厚度和宽度，而非长度。关键的部分不是你做了多少事和活了多长时间，重要的是生活的感受和体会。”
　　王可心说，她现在就是潜心创作长篇小说，而且是以“西山”为背景的。以西山的人为主人公，以西山的事情而叙述元素的创作。
　　去年的时候，小说《头顶一片天》获得了一个大奖——全国产业工人文学奖。“当时，我正陪我女儿堆积木，一个深圳来的电话让我去领奖。我以为是诈骗的就挂断了，之后想打又没打。毕竟一分钟一元钱呢！之后经过再三确认我还是去了，不仅给了万元的奖金，还报销了往返路费，真是虚惊一场呢！”
　　这个时候的王可心是可爱的，似乎重新回到了童年时代，那个不一样的西山浮现眼前。谈起未来，她直言不讳的说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之后才是一个好作家。“我没有什么宏伟计划，就想一直写一个个关于自己的好看的，打动自己的故事。”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