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背后

    莎士比亚曾写道：“人间万事都有一个涨潮的时刻。如果把握住潮头,就会领你走向好运。”
    很多观众都知道《牵手》、《中国式离婚》和《新结婚时代》是编剧王海鸰的作品，此外，还知道她总穿一身绿军装、戴个眼镜、有个儿子……
    近年来，热播剧不断涌现，编剧从幕后走到台前，受关注度和话语权地位也提高了很多。潮流看好热播剧，编剧也随之成了明星，好运看上去就在前方街角。上个世纪我们有曹禺、老舍，这个世纪，我们认识了宁财神、兰小龙，今后再出现个把“中国的莎士比亚”也似乎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事实上，编剧和制片方的交易仍然停留在“一锤子买卖”的交易上，编剧只有首次播出版权，而DVD、网络等多渠道发行更是和编剧没有任何关系。像近期在多个电视台播出、重播的电视剧《闯关东》，发行到各电视台的收益也只落入了制片方的口袋。
    编剧和制片方还须面对一个无奈的现状——以电视台为垄断的收购方市场，电视台对影视剧的收购价格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且收购价格的计算方法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对剧目重播等的一系列问题上也没能与制片公司达成一个公平和规范的协议。
    于是，制片公司就将自己在电视台所损失的利益转嫁到各个制片环节上，这种收购方市场令所有从业者都感到被动，编剧则受损最为严重。未来的“中国莎士比亚”们，如今却被卡在产业食物链的最底层。
    电视剧市场的繁荣不但没有给编剧带来更多实质上的益处，市场化所要求的高效率、大批量生产以及最大限度的成本压缩，反而使处在被动地位的编剧陷入了更加艰难的生存境地。
   “最恐怖的就是编剧在合同上有这样一句等同于‘卖身’的话——改到制片方满意为止，这简直是一个无底洞，欲壑难填！”编剧费明说。
    这条内容就是所谓的著名的“霸王条款”，它也是在电视剧走向市场化之后，制片方在与编剧签订的合同中最为常见的不平等条约。
    “这很明显就是在变着法儿的拖欠编剧稿酬。对于‘满意’或‘达到拍摄要求’这样的规定从来没有在合同中明确过它的标准，对于剧本质量的认定简直成了制片方压榨编剧最好用的武器。”一位编剧说。
   “要不然就根本没合同，有合同还算尊重你呢！即使有这种霸王条款，又能怎么办！难道不签吗？”陈锐说。
    电视剧市场的繁荣带来的还有更加紧缩的工作时间，经常会听到一位大牌编剧说写一个本子用了3年、5年时间，可是对于更多的以“接活儿”为生的中低稿酬的编剧而言，写一个30集左右的剧本就意味着很可能要被关在某个宾馆、超负荷劳动半年甚至一年，“我们很多编剧不到40岁就开始掉头发，一个戏把人写抑郁了、写崩溃了的事经常发生。如果各方面权益能得到保障，那即使再累也值，但现在情况却很糟。”
    《爱情的牙齿》的编剧庄宇新说：“编剧是社会当中还有一定话语权的人群，结果都受到了这么不公正的待遇，足见这个社会的价值、结构、法律体系和基本公正都还存在着问题，编剧维权活动对于社会价值的矫正意义要远远高于影视产业本身的发展意义。”

此“圈儿”不是彼“协会”

    “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编剧协会？”这恐怕也是很多人经常会发出的一个疑问。
    其实，不是没有协会，像“中国电影文学会”这样的大大小小协会还是存在的，但这些协会基本属于一个松散的同仁组织，而不是像美国编剧协会那样属于工会性质。美国编剧协会有专职的协会工作人员，负责维护协会成员的权益，解决成员的劳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对美国电视剧制作很有研究：“在美国，各行各业都有工会，美国编剧绝大多数都是编剧协会成员，几乎所有电视剧作品都出自编剧协会成员之手。在美国，加入协会，无论是工作机会还是自身权益都将更有保障。”
    “加入这个协会就意味着有活儿干、有保障，这对我们来说简直不敢想象，我们没有协会，只有‘圈儿’，影视圈儿，进了‘圈儿’就全靠自己拼了。”陈锐感叹说。
    而有人也质疑道，即使中国有了这样的工会，也不见得就能像美国编剧一样在4个月内解决问题，因为美国的工会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独特的。
    同时，美国的这次罢工是美国编剧协会同美国制作人联盟之间的谈判，而中国即使有了编剧协会，编剧们维权的谈判对象又是谁呢？
    “美国编剧协会与制作人联盟间达成的协议就可以作为行业规范，具有约束力，所有身处其中的人也都会去遵守，而我们与美国不同。”苗棣说。
    另外，苗棣介绍说，美国的电视剧编剧地位较高，这也是长期发展形成的，目前，几乎每个电视剧剧组都有个做执行制片人或总指挥（executive producer/head director）的职位，而这个职位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编剧出身，他可以管整个剧本内容、拍摄进程甚至剪辑等各环节，从而也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编剧的权益。
    而如今在国内，既是编剧又是监制身份的，可能除了海岩外也找不出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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