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99艺术网专栏。

美国学者高居翰先生在其著作《气势撼人》中，提到中国十七世纪两位伟大画家，一为王原祁，另一位为石涛。两位大画家以迥异的绘画风格，笔墨功力，经营思想，创新面貌，展现出深邃的绘画意义，成为彼时至今不可逾越的绘画高峰。 

    石涛，（1642一1707年），清代大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法名原济，或元济。俗家姓朱，名若极，明靖江王后裔，字石涛，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陈人等。广西全州人，晚年定居扬州。 

石涛早年绘画师法宋元诸家，年轻时代居宣城的敬亭山广教寺，曾为寺院绘佛教题材绘画为主。如大都会藏《十六应真图卷》、拍卖场出现的《莲社图》、《五百罗汉图》四屏等，就是在广教寺时期完成的。此时的石涛绘画，是按照寺院的要求而画，纯属义务劳动。在宣城期间，石涛就很注意与徽商的来往，与吴惊远的交好为日后生计打下基础，特别是后来为吴惊远之子吴承夏所绘《为禹老道人绘山水册页》，成为石涛传世名作。 
    离开广教寺中年的石涛以夸耀自己的师承，明王室后裔正宗，幻想某一天也能获皇帝接见、封禅。十几年后两次接驾、北京见驾未果，足见石涛此刻心高气傲的心情，更常以“天童忞之孙善果月之子”自居。这一时间的石涛绘画，基本摆脱临摹古人阶段，因受到梅清、戴本孝等人的影响，开始创作性探索阶段。这段时间，石涛以南京、扬州为居所，开始了以半职业画僧生涯。与徽商们书画交易初始，多半是为筹集北上京城的资金，冠以“求救”方式，主要徽商赞助人有程澎、程浚等人，许松龄有正式向石涛订画等形式。 
    “欲问皇家要赏心”，石涛此时绘画不厌其烦的精心雕琢，认真负责的完成每一件作品。石涛开始了北游京师两年半之旅，康熙庚午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上元诗“乘风入淮泗，飘来帝王州”，期盼能像师祖木陈道忞那样，获皇帝接见与赏封。结果未能受到康熙皇帝接见，康熙壬申三十一年（1692）月“两载长安日，风尘襆被寒”。游弋京城主要攀结辅国将军博尔都，在其帮助下穿梭于王公大臣之间，为巴结权贵绘画作品几乎半卖半送罢了。 
    然而，以帝王艺术顾问为代表的王原祁又毫不客气指出：“明末画中有习气恶派，以浙派为最。至吴门、云间，大家如文（征明）沈（周），宗匠如董（其昌）、赝本溷淆，以讹传讹，竟成流弊。广陵（扬州）白下（南京），其恶习与浙派无意。”这简直就是对石涛的鞭挞，石涛在天津“且憨斋”为回应王原祁羞辱，浑身解数创作了代表作《搜尽奇峰打草稿》卷，估计此卷润笔不算太高。 
    满目疮痍伤感地回到扬州，结束了漂泊的生活，筑“大涤草堂”正式定居扬州。为了生活就需要金钱，石涛拓展了徽商圈子，结识黄又（砚旅），程京萼等人。这一时期石涛绘画润笔不高，绘画质量与面貌却是非常高的，也没有像八大查士标一样利用经纪人寻租。 
    进入十八世纪晚年的石涛，遇到一生中最重要的徽商主顾江世栋也就是苏轼《功甫帖》收藏主人江德量的祖父。在与江世栋的交往中，石涛开始对自己的润笔斤斤计较，甚至攀比当时扬州名画家李寅、袁江的画价。石涛不断对江世栋讲，自己并非普通画家，不应该画装饰性通景、围屏等作品，并且明确告知江世栋友谊与契约之间的底线。江世栋起初认为，以石涛的声名、技术、劳力的结合，不能与袁江展现画家倾注的心力作品相比较。 
    然而石涛与江世栋都是造势奇才，最终双方妥协合作，石涛接受江世栋意见改变画风，还是以通景、围屏形式出现，绘画要更具有文人味并且画面富有创新性。江世栋展现儒商情怀，将石涛的创新绘画推介给亲友，不断将石涛包装宣传。这一时期的石涛作品最大变法特点是，作画之前将纸张打湿，以浓墨破淡墨使画面氤氲湿润，也只有石涛敢做这样的变法，可谓艺高人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