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地理背景下

——胡杨诗歌创作的地域特质

王若冰

和世间万物一样，人也是环境的产物。对于一生都沉溺于内心与灵魂的触摸与审视并试图借助诗歌的光芒洞穿世间生命本相的诗人来说，生存环境、生活地域与生活状况对其感知生命隐秘、结构诗歌形态、企图抵达人类精神秘境的影响尤其显著。一生都生活在河西走廊戈壁大漠深处、每天都要面对“到处都是沙子/只有这几个人/静悄悄地走着”（《沙漠地带》）空旷辽远意境中的诗人胡杨及其诗歌创作便是明证：“一场大雪中，没有谁会阻挡/一群白羊的出栏/它们悄无声息，互相拥挤着/踏过嘉峪关，这无人可敌的城墙/被它们轻松地淹没/像是母亲，为孩子盖上了被子”（《嘉峪关，落了一场雪》）几十年来，胡杨就像古旧年代执着而悲壮的戍边士卒，将自己的心灵与肉体毫无遮拦地交付于为戈壁、大漠、雪山、草原恒久拥抱的河西大地，茫茫戈壁、浩瀚沙漠、巍巍雪山也以它特有的血性、气质、精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他交融交流、彼此融合，最终将胡杨塑造成为一位怀抱心灵烛火游走于河西大地，与苍凉广袤的西部万物物我相容、相互言说的诗人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觉得胡杨坚持以河西大地地理与历史为背景的创作实绩，让他成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走衰微的“西部诗”孤傲而执着的坚守者和捍卫者。

和大多数生活或曾经生活在西部的同龄诗人一样，胡杨不仅是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为“朦胧诗”陷入困境之际的中国诗坛带来一股清新而强劲的西北风的“西部诗”的（或曰“新边塞诗”）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迄今为止日渐式微的“西部诗”诗歌精神与品性孜孜不倦的探求者、身体力行的开拓者。因此，西部特殊的地理地域特征、河西走廊特有的历史文化血脉，既是胡杨三十多年诗歌创作无法拒绝的地理背景，也是胡杨诗歌不可更改的文化胎记：“阳光下，烽火台像是在打盹/牧人在背阴的一面/偷听它的鼾声//广阔的戈壁/羊群散布在远处/像是牧人手中的风筝”（《烽火台下》）“沉默如沙，沙漫戈壁/一阵风不慌不忙从水塘里爬出，途径绿洲的果园/驿路上，汉塞向前/向那些金黄的杏子，致敬”（《汉塞》）几十年过去了，在那么多曾经吸吮着西部大地乳汁长大的诗人在走向异乡、并在背离曾经给予他最初和最重要的诗歌营养“西部诗”的路上愈行愈远、不断迷失并丧失自己的时候，一生都生活在汉唐边城嘉峪关的胡杨则心无旁骛，迷途不返地迷醉于对广袤苍凉的河西走廊自然地理、文化精神的探寻与寻觅，并试图从戈壁大漠、长城烽燧的历史与现实中，锻造一种与西部大地天地万物血脉相通、只属于西部大地的诗歌文本：“羊群把它看做风沙中的一只鸟/而野狼和孤狸/则守候在它的叶片里//所有的果实都成熟了/芳香的味道在河谷里像水一样/流动/而它，黄金一样凝重/躲在无人喝彩的山洼里”（《莫高窟南侧的胡杨林》）尽管诸如曾经被当年的西部诗人反复吟诵过的戈壁、大漠、长城、烽燧、芨芨草、骆驼刺等意象，在胡杨早年和近些年的作品中频频出现，但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西部诗人为了将自己的作品打扮为“西部诗”不同，在诸如“泉水映着月光/整夜整夜//运走/草原的银子”（《堡子滩》）“几十只羊/在戈壁上//他们，填补着/空旷的戈壁”（《戈壁上的帐篷》）“它不行，它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必须站着，高高地站着/它看见了云的诡秘/看见了风的残忍”（《弓背的烽火台》）一类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而明确地发现，同样的草原上的月亮、空旷的戈壁滩和历经沧桑的烽火台，在胡杨笔下绝非早年西部诗人为描摹西部而强硬楔入、冰冷生硬的装饰物，而是浸润了诗人生命体验、西部自然自在呼吸、河西大地历史文化意识的精神意象。这正如有人在评论胡杨诗歌创作与西部地理之间关系时所言一样，胡杨对传统“西部诗”（或曰“新边塞诗”）的开拓与延展，乃是因为在经历并目睹了“西部诗”与西部自然万物油水分离的弊端后，有意识从早年“西部诗”“宏大的集体主义抒情和公共性的历史文化复制中，步步后退到出生地的个人微观地理，然后在清空了的地理版图上，进行勘探式的重新扫描”的结果。仅凭这一点，我以为胡杨对“西部诗”的开拓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对于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的“西部诗”涅槃再生也具有开创性价值和意义。

人与特定地域地理之间的相互依存既是一种恒定的物质关系，也不排除人在与自然万物长期相处过程中所产生的相互吸引、相互启迪的形而上力量的存在。在我看来在那么多人纷纷放弃曾经风光一时的“西部诗”后，胡杨如一位充满自信的孤胆英雄，手持丈八蛇矛，坚定而孤绝地挺立在戈壁大漠之间，在有敦煌、阳关和玉门关与他并肩守望的河西偏西苍茫大地寻找西部大地与他渴望获取的诗歌之间的隐秘，一定有他已经发现的隐匿在西部大地上的秘密：“无垠的戈壁/草都没有，怎么会有一棵树/人们看见它敦实的样子/人们看见它，忠诚的守卫/就找到了自己最后一个春天”（《一棵树》）事实上，从“远处的山，黑的机理，一点点淡化，直至淹没/不知道还有多少荒草、碎石，在雪中安眠//矮小的树，高大的树，顶着雪//如愁事骤来，白了少年头”（《雪》）的物我相融，到“当我从黑暗中走出，在刺眼的阳光/和呛鼻的沙尘中/像是从遥远的西晋赶来//脑子里装满了一个时代/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在敦煌西晋墓》）里由古及今并直逼诗人个体的心灵和内心可以看出，胡杨对西部大地山川、自然物象的迷恋与沉醉说明，他已经从凝聚了西部生命与精神汁液的事物中，感知并发现了探寻西部大地的生活本相与生命的精神密码：“这里，风在吹/石头的面容各有沧桑//这里，马奔跑、冲刺或者横卧/都像一把刀/既是只剩下几根骨头/也是一把生锈的刀”在题为《敦煌、嘉峪关和文学梦》的自述中，胡杨也说：“ 大自然是诗歌的矿藏，走进自然，处处如诗，难怪许多草原民族都在不断地迁徙中完成生活的全部，他们在寻找诗意的同时，也在诠释自己的生命。”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从我的‘我在’去工作”一样，胡杨对西部自然地理的专注与迷恋，是因为作为诗人的胡杨试图在与苍茫旷远的西部大地身心俱到的交流交往中，以在场者的心态获取天地万物与西部生命之间相依相存的秘密状态。事实上，由于“我在”，河西走廊、祁连山麓、长城脚下每一刻日出日落，过去年代的羌笛杨柳、驿马戍族、边关夜月都不可阻挡、真实自在地进入并融入他生活与生命深处，无可异议地成为胡杨面向西部自我表达与言说的自在之物：“我愿意是长了又枯、枯了又长，黄绿相间的骆驼刺/像是你身体上的汗毛，不离不弃”（《新店台》）“坐看炊烟，路断黄昏/我的柴门大开/你有一路上的辛酸/我有一盆老豆腐和半碟咸菜”（《黄昏》）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胡杨对西部山川地理、自然万物精神与生命意义上的体认和认知，不仅让他已经确认的经由充满个体经验的“微观地理”无所不能、包容广袤西部自然万象辽阔境地，还让胡杨在进入创作状态之际只要与在他看来具有神性和灵性的西部自然地理、历史与现实相遇，就可以抵达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物我相融的“无我”之境：“那些沉默的骨头，那些在风中/呜呜作响的骨头/今夜，想起了自己从前的形成//可以是一杯浊酒，可以是偷偷擦拭掉的泪/可以强忍住握紧一粒种子/让它回到春天”（《星野》）从类似这样的表述中可以发现，与辽阔河西大地同甘共苦、共同经历的过程中，西部大地特有的自然物象已经与胡杨的精神情感合二为一、相互映照、互为依据。这种天人合一的经历与感受，不仅开拓了胡杨式西部表达的视野与意境，也不断开掘着胡杨生活、生命、诗歌的深度与广度：“它身体里的火它身体里的烟/无法平静那惊心动魄的血/哪怕是一只蜥蜴的爬动/也会是一阵心悸和恐惧”（《烽火台》）由于对传统“西部诗”意象、地理、地域上生命与精神意义层面坚持不懈的开掘，胡杨笔下的西部意象已经成为具备血肉和灵魂的生命本体。这正如苏珊·朗格所言“生活幻象是所有诗歌艺术最基本的幻象”一样，几十年来胡杨与西部大地神情聚到的交流与交往，让胡杨成为西部大地神情俱茂的言说者和西部精神情感身体力行的体验者。如果具体到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西部诗已经越来越淡出当代诗坛视野境况的话，我甚至认为由于胡杨和他饱历西部自然地理、地域文化滋润诗歌作品的存在，时至今日，我们还有幸能够体味到西部大地所拥有的“一棵树，戈壁在喊它的名字/甚至一只野兔子，也在疾速的逃窜中/向着一棵树的方向//戈壁上，行走的人/被自己的旅程远远丢掉/被自己剩下的旅程悄悄淹没”（《一棵树》）的苍茫与旷远、浑厚和坚韧。

人与地域环境的关系犹如染色体和辨别一个人血缘族亲的DNA一样，是不可更改的。但从人的发展来看，同源染色体也会发生分离与裂变。具体到生存环境和地域文化对一位诗人、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影响而言，决定同一地域诗人和艺术家创作取向差异的核心要素，是诗人、作家、艺术家所拥有的思想深度、文化精神和艺术取向。与其他生活在西部的诗人不同，胡杨的生活、工作经历决定了他对西部自然地理和地域文化的认知与体验，不仅具有唯一性，而且也具有不可复制性。长期在新闻和文化单位工作的工作经历、散文与诗歌并举的创作经验、为给《中国国家地理》撰稿而多次深入人迹罕至的西部秘境对西部自然地理的认知与感受，让胡杨对西部大地亘古荒寂的雪山、大漠、戈壁、荒原多了一份感性的体验和由衷的敬畏。所以和过去年代的西部诗人相比，胡杨所呈现的西部自然永远都弥漫着一种既令人敬畏又有血有肉的精神意象：“很多年了，它的晶粒/像一盏灯，铺在我走过的路上”（《盐湖》）“哈日嘎纳花静静地开放/祁连山低头抚慰她/但她也在风暴中孤独地颤抖/她的叹息/被牧人长长地一声吆喝/盖住了/像寒冷的孩子披了一件长裙”（《祁连山下》）也是在这种诗歌意识浸润下，胡杨诗里经常出现的诸如沙漠、戈壁、胡杨、烽火台、芨芨草等自然物象，已经远非与自己诗歌文本和精神情感无关的身外之物或地理标识，而是诗人将置身特定地域地理和文化精神背景下感知诗歌、表达生命必不可少的源泉与媒介：“夕阳的余光，篝火的灰烬/我们剩余的时光，我们更多的时光/会有更多的牛、羊、马和骆驼出生/它们一直陪伴着这座山，陪伴着/苍天之父汗腾格里、大地母亲于都斤 额客/牧人之星玛勒奇奥登”（《祁连山：裕固牧人》）“戈壁上的碎石，沙漠上的沙子，零星的草，芨芨和梭梭/奔跑中呼唤那条河流，不想它就此浅尝辄止/像一个世外桃源，像一场酒宴，像一次大醉不醒”（《居延海》）由于经由个体经验和情感确认的西部自然物象与诗人精神情感的相互映照，胡杨为我们所展示的西部大地不仅苍凉高远，而且具有生命的神性。更多的时候，胡杨像一位西部大地饱含深情的沉迷者，茫无目的地游走于大漠戈壁、长城烽燧之间，孤寂而心迷神醉地遥望苍茫大地、俯身寻觅早已埋葬在浩荡黄沙下的历史碎影，渴望借助诗歌的力量探寻、揭秘西部大地人与自然既相互对峙，又相互依存的生命秘密：“三跌水，在戈壁上/它是一次浪漫的重逢/遇见它，这水，一跌，一跌，一跌/在身体里，能流一辈子”（《三跌水》）“把戈壁切开之后的流出的血，在哪里/那个抱了锡壶，匆匆赶路的人，在哪里//阳光跌入，风跌入，几丛灌木的枝叶被折断/远远躲开的那只鹰在哪里”（《峡谷》）“在疙瘩井，一半的月光被收容，一半的星星/在清水中摇晃/夏天的酷热，烧伤一半/幼稚的秧苗”（《疙瘩井》）辽阔强大的自然神力，不仅让流经戈壁的水拥有了跌宕起伏的经历，一条幽深冷寂的峡谷、一眼戈壁深处的水井，都让胡杨对西部大地以及虽然渺小却顽强不屈生存其间的生命，充满感慨和敬意。胡杨有如钉子一样锐利而坚定的诗句所呈现的西部自然与生命的现实遭际就是如此：“荒野上，最贫瘠的土地选择了你/最寂寞的时光选择了你”（《胡杨》）就像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胡杨树千年不朽的生命力一样，西部戈壁大漠的冷峻与苍凉也锻造了胡杨诗歌尖锐硬朗的诗歌品性：“几只嘎嘎嘎乱叫的乌鸦飞走的时候/男人们猛喝一口酒，然后把剩下的酒倒在地上/库穆塔格，就远了”（《库穆塔格》）不仅如此，胡杨对西部大地人与自然之间看似对立对峙却又相克相生关系的把握与确认，也是对西部大地生命本体的赞美与体认：“黑山里的雪，一行羊蹄印，爬上了山坡/与那山崖上舞蹈的人，狩猎的人，汇合为一处”（《雪》）“长城下的一队骆驼，风里，雨里/它们望着前方，像一座座蠕动的城堡”（《长城下的一队骆驼》）“我真正听懂了一棵树，它哗啦啦地拍打秋天的天空/阳关因它而年轻，也因它而古老/就像一盏钟表，储藏了无穷无尽的时间”（《阳关下的一棵树》）这一切，都是辽阔苍茫的西部大地给一位坚持坚定、苦心经营他梦想中的西部诗歌地理的诗人的奖赏与馈赠。（载《诗探索》（理论版）2021年第一辑）

                                                                                      2019.6.23—24.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