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体制和机制问题，中国民企的接班人问题，已成“创一代”最头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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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班“富二代”

如果说“创一代”从白手起家到构造成目前的财富大厦，是一段极其艰辛和复杂过程的话，那么，能否顺利交班“富二代”，则比创业还要难、还要复杂。因为，交接不好，就有可能使所有的付出都化为乌有。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富二代”在瞬间耗尽“创一代”全部财富的案例并不少见，从而成为“创一代”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痛。

眼下，一些国内十分知名的“创一代”，就正面临着接班的难题，面临着企业能否生存下去、事业能否坚持下去的考验。如娃哈哈的宗庆后、新希望的刘永好等，都在不顾一切代价地培养接班人，给接班人创造条件，让接班人能够尽快上手。而且，除了已经确定的接班方案，他们还没有更多选择。因为，他们大多响应了计划生育政策，都成了独生子女家庭。也就是说，要想多种选择，就必须在子女与外人之间选择。能够跳出家庭和家族概念的企业家，又有几个呢？按照目前的企业管理体制，选择外人，对“创一代”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也是做不到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创一代”们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给了“富二代”们成长最好的条件、最优的选择，但是，能够让“创一代”放心地将企业管理权交给“富二代”的，寥寥无几。更多的企业，都还在摸索和犹豫之中，都成了一大难题、一大心思。因为，单从知识面来看，多数“富二代”已经完全具备接班的条件。但是，从驾驭企业的能力、从责任心和事业心、从吃苦耐劳和创业精神等方面看，能够达到“创一代”要求的，少得可怜。更有一些“富二代”，压根就不愿接班“创一代”,如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的公子，就不愿上班，而只爱打高尔夫。相关的调查则显示，将近半数的“富二代”是不愿意接班的，或者不愿再走父辈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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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班“富二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愿意接班的“富二代”中，能够象宗庆后女儿宗馥莉、刘永好女儿刘畅、朱孟依女儿朱桔榕那样，把企业和事业一起接过来的，就更是寥寥无几。更多情况下，那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富二代”，眼睛看到的都是资本条件下的财富快速形成，而不是父辈们的逐步积累，看到的是资本凶残的牙齿，而不是父辈们沧桑的脸。他们承认父辈们的伟大，但不接受父辈们的艰辛，他们要以新的方式实现财富的乘数效应。于是，归国以后，很多都选择了资本运作，选择了“创一代”留下的财富，而不是“创一代”留下的事业。在他们看来，创业是父辈们的事，事业是社会的事，财富和金钱才是他们的事。

而资本这座“金矿”，也不是人人可以开采的，不是所有的开采者都能挖到金子，能够通过“金矿”发财的。如海鑫钢铁的“富二代”李兆会，就没有接过父辈的实业，而一心去玩自己的资本，结果，资本没有玩好，实业也丢掉。类似问题，在许多“富二代”身上都存在，也成了“创一代”的心病。

退一步讲，就算“富二代”愿意继承“创一代”的事业，就算他们有很高的学业背景，但是，由于没有“创一代”的经历和经验，没有财富逐步积累的感受，真正做起来，也是举步维艰。如最近的宗馥莉，就因为收购中国糖果（8182.HK）失败，闷闷不乐。其想开辟实业新天地的计划，也有可能因此而落空。至少，进程要慢得多。

这也意味着，民企在接班问题上，确实到了一个拐点，一个需要民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如果交班问题不解决好，对民企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毕竟，“创一代”都已经到了必须交班的年龄。再不研究交班问题，再不确定好接班人，一旦“创一代”身体、精力不允许，企业就可能出现真空状态。实际上，有些民企，因为考虑周密、行动早，已经比较好地完成了交班工作。如30多岁便接任广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楼明，既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也不具备空降色彩。他最初在部队服役，后进入父辈开创的企业，从基层干起，逐步接手庞大的企业集团，于2011年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而红豆集团的周海江，更是从大学老师的岗位上辞职以后，在父亲所办企业中当过推销员、工人、厂长等，在担任常务副总几年、父亲卸任总经理、公司上下都以为他要接班后，父亲又用全球招聘的方式，聘用了外人担任总经理，而他继续担任常务副总，直到几年以后才出任总经理。而正是这个经历，也使得红豆集团的交班工作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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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班“富二代”

所以，民企的交班问题，确实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兴亡，也关系到民企今后的发展方向。如果“富二代”能够坚守“创一代”的阵地，那民企就不会空心化。否则，都去从事资本运作，民企的空心化问题会更加突出。民企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会因此而减弱。

谭浩俊【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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