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新闻中常常听到恶性事故，最多的是煤矿与交通领域。如果一次死亡超过若干，就会被定为重大事故，新闻媒体就会跟上，连篇累牍报道；如果事故现场惨烈，公众的同情心会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最终的结果是赔偿了结。

    赔偿多少是公众最关心的话题。煤矿发生事故，赔偿往往简单，一是责任清晰，二来煤矿有钱，所以煤矿的赔偿数额大部分为社会心理的上限。而交通事故则不然，死者众多的事故往往肇事者无力赔偿，需要社会救济，而我们社会的救助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未能完善，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公众只好看政府了。政府也无奈，但为了安抚难堪的局面，政府也要求自己吐血，从各方挤钱维持社会安定。

    延安高速公路烧死36人的重大事故，政府让各省领各自的亡者赔偿，这事叫躺着也中枪。我估计他们都在犯难，因为这笔钱无合理出处。拿纳税人的钱赔偿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故于法无据，在哪儿下账都是问题。幸亏中国纳税人理论有权利实际无权利发问，政府也就花完钱黑不提白不提了。

    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非常不完备，中国人的保险意识极差，每个人都存在侥幸心理。国家也一直助长这种心理，比如汶川地震，看不见灾后保险公司的作用，国家只号召捐款，捐的款也未必花在点子上。久而久之，事故与灾难的赔偿就成了政府“法定责任”，政府为了维稳，也只好强努或摊派。

    但这只对大灾难大事故而言。中国恶劣的交通环境每年死亡约80,000人，获得大额政府赔偿的只有少数在大事故中遇难的人，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命里注定得死于交通事故，一定要死在大事故中。

                                                                                20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