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丹丹近日表示，“凭什么一定要我上春晚？”“还是那句话，我绝对不会去（春晚）。”有的朋友近日撰文，认为：“上春晚如同赶考似的，临阵磨枪，当然是太累太难了，人生的成就或失败取决于本人的努力与否。如果说，全国的老百姓真的喜欢你表演的小品，作为一个艺术家，总不能拒绝这个文化需求吧？作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更要注意的是话语表达的分寸感。压力也是成功的机遇，宋丹丹应该从中悟出一点道理。”

　　
　　有的人要让宋丹丹迎着“压力”上春晚，不过是建议宋丹丹对霸道的“春晚”屈服而已。
　　
　　宋丹丹向春晚说了真话。她不仅没有被春晚说服，对“压力”也没有妥协，这让我想起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说的：“今天回想起来我过去好像受了催眠术一样，这说明我并未真被‘说服’”。宋丹丹没有被催眠，她是清醒和理性的。她干脆利索地对春晚说不，没有阳奉阴违，从这一点上讲，她没有说假话，同时也在坚守着做人的道德准则。
　　
　　多样性是文艺最根本的特征，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是拥挤在一个文化金字塔里。在文化金字塔中，老百姓处于卑微的底座，有小部分人站在塔顶，向下呼喊：我代表你们，我代表老百姓——这是十分荒诞无稽的。春晚只是一个电视节目而已，根本就不可能高高在上地代表着谁。
　　
　　宋丹丹的表演深受观众欢迎，她可以在电影、电视剧和各种商演中，来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绕开了春晚，老百姓依然能够和宋丹丹“亲密接触”。一个数小时的电视晚会，不可能代表１３亿人的文化追求和审美取向。巴金还说过：“我们文艺发展的方向当然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春晚２０年，从一个普通的电视节目，成为今天文艺一花独放的“巨无霸”，已经大大背离了正常的逻辑。
　　
　　多年来，包括宋丹丹在内的众多艺术家，已经为春晚付出了巨大的艺术牺牲。如果春晚本身是公益性的演出，那艺术家也不会提出什么物质要求。可是，春晚是实实在在的商业演出，而且可以说是每年盈利最大的“商演”。可对众多艺术家的不公待遇，让人匪夷所思——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艺术家为了这场商演要付出极大的亲情成本。不仅如此，更过分的还是，其表演得不到版权，自己的艺术成果也不能属于自己所有。

    　春晚理应在自愿与合理的基础上，充分尊重艺术家的意愿和权益。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但是实行起来，却完全走样，原因在哪里？一个人要么对上帝负责，要么对财神负责，而不可能既信仰上帝，又信仰财神。春晚也是如此，要么是公众文化的精神领袖，要么是商业模式的龙头老大，两者也要居其一。如今，春晚对自己的文化领袖一面宣扬得登峰造极，而对自身商演老大的另一面遮遮掩掩，中国电影尚且有评委会的金鸡奖，还有一个名义上代表老百姓的百花奖，如今，春晚不去切实提高演艺人员的待遇，不去保障着作权人的合法利益，成了以上帝的名义发号施令的财神，谁会对它产生真正的信仰呢？
　　
　　我曾经在今年年初，就提出了“关注春节文化的多样性”，给宋丹丹这样的艺术家，充分的权益保障，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对春节文化，要容纳多样性的形式，给老百姓更多一些选择和渠道，去充分表达他们自己的审美。

    本文刊发于10月15日，北京《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