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传媒的精神，答案似乎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
    近日，有朋友问我，你是把自己定位为文人，还是传媒人？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1.独立的思考，2.中立的立场，这两点，是文人和传媒人的共通之处，不必分开理解。汶川地震，国内传媒，电视、电台、纸

媒，网媒，报道之迅速，动员之广泛，评论之深刻，建国后所罕见，让我们非常感奋！我们的传媒界，今后要修史，要修一部中国自己的传媒史，她是一部行业史，也是一部社会进步和文明开化的历史。
    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中国就出现了报纸，从报纸的诞生日开始，中国传媒就有了自己的职业精神，那就是“社会之耳目，国民之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那时，国人虽处

于封建帝制的社会，却对传媒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国民之公众思想，赖以养成；社会之道德智识，赖以涵育；思想之多元，赖以发扬；文明之基石，赖以奠定，其力诚莫于厚矣。”一句话，传媒从诞生起就“有系与国计民生”。
     传媒对赈灾救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传媒的特点在于反应敏捷，传递迅速，影响面广，能对民众和思想先行引导，能够极大的影响社会舆论。在此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中，网媒的信息聚合，报纸的评论，电视电台的直播报道，都突出体现了传媒的这些特点。
    晚清民初，是中国的“传媒盛世”，赈灾救济是民生的核心课题之一，传媒自创立之初就对赈灾救济非常关注，同治十一年（1872年），《申报》在上海成立，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在《申报》创刊号

上，就刊发《论牛瘟》一文，指出牛瘟只是正常的畜病，并非天降凶兆，只要科学处理就可以加以控制，用科学思想破除封建迷信，开启民智，净化社会风气。
    晚清民初的传媒在赈灾方面主要做四件事：报道灾情、劝捐募赈、建言献策、监督重建。
    早在光绪二年（1876年），华北大旱，《申报》就全面报道了旱灾，包括灾区情况，光绪帝设坛祈福，凋粮救民，甚至包括天气预测等等，也就是在这次灾荒中，中国传媒人开始为灾民乞赈，呼吁全社会广泛为

灾区募捐。灾情报道，是传媒劝捐募赈的方式，内容大多都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不仅巨商富贾为之慷慨捐款，就连佣人乞丐，也读报之后也纷纷解囊，据载：“有佣妇朱冯氏交来洋一元，附有同情灾民之信一封，言充作江浙赈款，令人敬重！”有沿街乞讨的乞丐，“屡闻店家读报，言山西奇荒情形甚惨”，痛愤之余将乞讨所得文钱悉数捐献。这就是传媒募赈强大的感召力！
    1877-1878年，仅仅一年之中，《申报》将三分之一的评论版面留给“赈灾建言”，从仓储、恳荒、兴河、种树、食物、孤儿领养、妇女，到灾荒的预报和原因分析，灾荒与国民经济……，涉及到救灾各个方面

的课题，无所不包，展开“庶人清议”，士农工商都可以著文发表自己的见解，虽然未必都被清政府所采纳，但是，形成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国传媒对灾后重建的舆论监督，从晚清就开始了，光绪年间，上海有义冢维护不善，上海的报纸就刊文批评，直指弊端，结果促使义冢管理的最终完善。对救助行为和组织领导者，进行舆论监督，不仅能够提

高救助效率，为灾民谋实惠，也有助于增强国人的公众责任心，凝聚民心民气，传媒为公众提供了建言批

评的平台，这就不仅仅是赈灾的善举，其意义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年，从南方雪灾，到汶川地震，今日传媒人士之奋起，身入险境，废寝忘食，传媒力量之勇毅，揭示真

相，直言不讳，其心其胆，直追百年前的传媒精神，古今一脉相承。看今日，通过传媒的劝募，上至政经

精英，下至车船乞丐，无不倾力相助，各地为灾区捐款数额已经创了历史记录。汶川地震，传媒的作用已

经不仅仅局限在赈灾，将对今后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国家有着一部被忽视的传媒史，100多年，历史不长，却足以让我们今日借鉴，现代传媒的原则，思想独立和立场客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融合，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就了属于

中国的传媒精神，中国的传媒人也就有了中国文人的风骨与情操，今日汶川赈灾，让我看到了民族的传媒精神，在灿然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