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瑞是我在上海进修时认识的美国人,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学生:每星期我教他1小时汉语,他教我1小时英语。
在上海,每个周末我都去听音乐会——其实并不是发烧友,但由于表姐的工作关系,总能给我一些赠票,所以慢慢就成了过周末的一个固定内容。
伯瑞知道后,经常要求同行。每次去之前,他总是先回学生宿舍沐浴更衣,穿得很正式才出发。我们从学校坐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到音乐厅附近,先找个地方吃晚餐——大多是一些排挡性质的小餐馆,拥挤,嘈杂,热火朝天,桌上地上都永远油腻腻,坐在里面,伯瑞的西装领带就显得特别古怪——邻桌有的男人可是光着膀子呢。
但是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中,衬衣袖口雪白的伯瑞永远正襟危坐,泰然自若地慢慢看菜牌,掏出他的汉英字典仔细对照,最后朱唇轻启,吐出的字永远是:
“我要麻婆豆腐。”
或者:
“我要蚝油牛肉。”
从来没有变过。
我说你既然如此,干嘛还假模假式研究菜牌?伯瑞说:“我在学汉语啊。”
第一次来中国的伯瑞很喜欢中国菜,不过好像只迷两三个菜。这里面首推麻婆豆腐,它是伯瑞选择餐馆的标准。不管在哪儿吃饭,他首先只认这个菜。有一次我和伯瑞坐了很久的车去看话剧,刚下车,我忽然发现路边有一家小吃店卖刀削面,这可是我想了好久都没吃上的,拉住伯瑞说:“就在这儿吃晚饭吧!”
伯瑞怀疑地打量那家小店,慢吞吞地说:
“这里有没有麻婆豆腐……”
听得我倒吸一口冷气,赶紧连比带划地向他介绍“刀削面”,把它渲染成
“中国一绝”,希望打动伯瑞的好奇心。不料这位老兄听了半天,一开口还是:
“嗯,那么我就要一个刀削面,一个麻婆豆腐!”
从此我一听见“麻婆豆腐”头就大。
伯瑞最要好的同学妮娜,则是“咕噜肉”的爱好者,我和妮娜一起吃饭,没一次桌上没有它。
开始我以为这些老外是真的只喜欢这几道菜,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有一次我建议伯瑞试一次用“酿豆腐”代替他的宝贝“麻婆豆腐”。他不肯。我说这样吧,咱们先要酿豆腐,你试试不行再要麻婆的。他勉强同意。结果等酿豆腐上来,伯瑞差点儿连盘子一起吃下去,当场摸出他随身带的一张小卡片来――上面写着他吃来吃去的那几道中国菜――在“麻婆豆腐”下面,一笔一划写上新学来的菜名。过几天见到妮娜,她的小纸片上也新增了“酿豆腐”。
再下个星期,他俩在我的带领下,又试了“家常豆腐”,于是欢天喜地在各自卡片上又加了一道菜名。
这才知道,伯瑞们只吃认定的几道中国菜并非是真正偏爱它们,而是不肯去尝试新东西。这可和我们大不一样。我们喊着“读万卷书”去“行万里路”时,谁肯放过“吃百家饭”的机会?
后来我买了本“豆腐100种”的菜谱送给伯瑞,也不知道现在他吃到第几种豆腐了。
和伯瑞在一起,遇上要买点什么——哪怕一瓶矿泉水,我们也总是各付各的。
上海同胞们大多看不惯。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外国男人出双入对的,不是“傍老外”是什么?――偏偏到买单时总在那儿一五一十地分帐。这令她们(在餐馆和杂货店,收钱的多数是女性)非常意外。
而伯瑞和妮娜他们又是一两元钱也要分开的。刚开始我也不习惯,一共几块钱的事,那么麻烦做什么,于是总说:“我来付吧!”伯瑞他们不会跟你客气,只说一声“ARE
YOU
SURE?”,待你点头说“SURE”,就道一声谢,把钱收回去。但下次他照样只给自己买饮料。后来我和我家老大说起来,他却很理解:“老外的想法是:你要请客是你愿意,并不等于我也要请客,除非先说好。”
这么多来几次,我也学会心安理得地只付自己的了。
但收钱的人不习惯。有好几次在杂货店,老板娘竟忍不住直直地对我说:“你让他给你付嘛!”我说:“为什么呢?”老板娘一下有些噎住,有些没趣,便嘀咕一声:“憨大!”
在小餐馆里情况更有趣:我和伯瑞坐在那里吃饭,周围总有些人老看我们,其中不乏又羡妒又鄙视的眼光(伯瑞实在很年轻英俊,是令人眼睛一亮的那种);等到买单时,我要了明细单来算我自己的账――我不跟伯瑞“一半一半”付,我只付我吃的。
这下好,服务员也好老板娘也好,全当稀奇一样过来看,投向我的眼光就马上变成看“憨大”的了。
讲义气的伯瑞总在这个时候引火烧身:“小姐,请帮我把剩下的豆腐打包。”
于是所有的视线扫过他面前的盘子,齐齐集中到他身上。
盘子里的豆腐,只剩下一两勺。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