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城里的一户有钱人，雇佣了一个进城务工的打工妹做保姆。保姆不但每天要为雇主做各种家务：做饭、洗衣、缝补等等，还要精心照顾雇主的孩子。打工妹为此可以得到10美元的工资，她感到十分满足。但打工妹却不清楚：雇主由于雇佣了她，就从那些辛苦而又不得不做的家务活中解脱出来，到外面去从事一些轻松体面，收入却10倍于保姆角色的工作。城里的其他有钱人家也纷纷效仿，雇佣一些打工者为自己做家务，他们自己则解脱出来，去从事收入更高、干起来也更轻松的工作，财大气粗的大户人家甚至会同时雇佣很多个保姆，而那些打工者，也以能成为这些人家的保姆为荣。

这个看起来简单的故事，其实是一则寓言：那个有钱的雇主，影射美国著名企业“耐克”，而那个“打工妹”，则是一家为耐克公司代工的中国工厂。打工妹所精心照料的“孩子”，意指一个众所周知的金娃娃——“耐克”运动品牌。而其他的所谓有钱 “大户”，是包括宝洁、可口可乐、摩托罗拉、惠普等在内的众多著名的跨国企业，他们所雇佣的“打工者”，与耐克的“保姆”一样都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代工工厂。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耐克公司每卖出一双耐克鞋，价格都在100美元以上，而它为此支付给中国代工企业的报酬却只有10美元。作为世人眼中的“世界工厂”，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实际上不过是在为欧美企业做着“保姆式”的服务工作，既无技术含量，收益也极其微薄。

故事尽管很简单，却很有趣，因为它里面隐含着一个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国际分工理论中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它解释了像耐克一样的跨国企业，之所以要来中国寻找代工企业进行产品生产的原因。

那个雇主为什么要雇佣打工妹做保姆？——是她的家务活做的比打工妹差？还是她对自己的孩子照料的不如打工妹细心？显然都不是。雇主可能无论在照看孩子方面，还是在做饭缝补方面，都不比进城务工的打工妹做得差，甚至干得会比保姆更上心。但她还是会让保姆代替自己去做这些家务，因为这样对雇主来说更有利。

雇主如果自己去从事这些家务，显然就不得不占用她很大的时间精力，这就耽误了她去做其他工作的机会，而如果雇主在外面工作的收入很高，她的潜在损失就会很大。此时如果雇佣一个保姆，她就能腾出这些时间去外面工作，只要工作所得的收入高于支付给保姆的工钱，对雇主来说就是划算的。

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保姆与雇主相比，尽管在做家务活或照看孩子方面的能力并不占优，但只要保姆在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雇主依然会把这些工作交由保姆去做。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进城务工的“打工妹”才会有被雇佣的机会。

“比较优势”理论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它后来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明白了“比较优势”理论，再来看欧美企业到中国寻找代工工厂的原因，就显得十分清晰了：耐克鞋如果放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加工，或许它的生产效率和鞋的质量等方面会比中国代工企业做得更好，但由于中国企业在在鞋的加工制造方面比美国企业具有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因而耐克最终还是会选择把生产加工环节放在中国去做。

由此就形成了耐克鞋的国际分工产业链：由中国企业负责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而技术研发、广告宣传、全球营销网络搭建等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工作，则还放在美国本土完成。到中国来的其他跨国企业，如可口可乐、摩托罗拉、惠普等，也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来中国设厂或找代工。

当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注意到了中国的这种优势，纷纷到这里抢滩时，中国的各类制造型企业就越来越多，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时，逐渐的，中国就成为了世人眼中的“世界工厂”。

但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日子却并不好过。正如前面的寓言所讲，无论中国承担做着多少产品的生产制造，也无论这些产品卖到了世界多少个国家，其实都只是一直在扮演故事中的那个“保姆”角色而已：打工妹所做的工作，究其实质不过是些没有多大含金量的“简单家务”而已，并没有和这家的主人学到足以安身立命的技术本领；她所精心照料的“孩子”可能的确是一个金娃娃，但终究只是为别人带来巨大收益，而她所取得的回报，连全部收益的零头都不到。

就是这样一份要付很多辛苦，也并无多大收益的“保姆”工作，如今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还有来自“雇主”方面的不断责难——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加入了竞争，中国企业所得的报酬在竞相压价中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欧美等国还在不断指责中国企业在以低价“倾销”自己的产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受到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投诉和贸易报复也越来越多。

清醒地自我审视，就会发现中国实际上只是戴着一顶“世界工厂”的冠冕，做着为全世界“大户人家”打工的保姆工作而已。而这顶沉重的冠冕，已经把走在路上的中国压弯了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