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赵昱鲲发了一条微博，展现了一起发生在一对母女之间的“手机风波”。

作为高二女生的女儿，手上的苹果手机用了不到三年，还能用，但是不够潮、不够快，嚷着要换手机。做妈妈的允诺过三年可以换新，可是在还有两个月就满三年的时候，女儿提出可以提前换新，因为可以赶上大促。做妈妈的却觉得手机没必要换，理由是日常就够了、对孩子的成绩提高和今后考学有较高期望、老师强调控制学生用手机等。进行于晚间的沟通不是很顺畅，妈妈觉得女儿又哭又闹不讲道理，新提了一个条件：写一个学习目标。但又觉得女儿写得比较敷衍……要求改了三遍才勉强能看。困惑之下求教于赵昱鲲。

这样的“手机风波”，相信很多家庭都经历过，因而具有特别的样本意义。赵昱鲲向这位苦脑的妈妈建议的是：如果父母已经答应的，哪怕后来觉得不合适了，也应该兑现诺言，“建立你们之间的信任关系，比手机更重要”。此话一语中的，着实可行。

赵昱鲲就此罗列了父母经常犯的错误，关键词都是“失信于孩子”。例如，说好了做完作业就让孩子自由玩，结果孩子半小时就把作业做完了。父母一看，难道一个晚上就孩子玩掉了？就又布置一套题。孩子质疑父母说话不算数。你的理由是：“我还不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你成绩离隔壁家的小朋友还差多少？”

这就不讲理了。但是这样的不讲理，实在是司空见惯。无论是明明该兑现却不兑现还找一堆理由搪塞，或者临时增加条件，以最大程度稀释兑现诺言带来的“坏处”，都是对孩子心理强加的伤害。这一次次的“骗局”，所积累起来的人生经验，大概率会让孩子自此失去对父母的绝对信任。问题是，这样的信任，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少不得的支撑性力量。父母不可信，岂不是孩子面临的一大灾难。

我庆幸自己的父亲通情达理深明大义，在我母亲言语有失的时候，父亲总能予以劝告：说到就要做到，小孩不能欺。我父亲的重诺之道某种程度上“中和”了彼时失信于孩的风气。我家中瓦房里，大梁上挂着父亲收纳的一个包裹，里面 有钢笔和带着蓝色印花塑皮的笔记本。这两个宝贝让我垂涎欲滴，因为那时我们只能把纸张摞起来用订书机订成土味“笔记本”，且还没资格使用钢笔。父亲告诉我，等老师允许使用钢笔的时候，它们就是我的了。

当我如约得到这两件宝贝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地用钢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在父亲的鼓励下把本子当成了文摘本，以此增加业余的“养分”。父亲还允诺过为我订阅杂志，他也做到了。在1980年代，对庄户人家来说，订阅杂志意味着一笔不菲的开销，而我却因在医院上班的父亲的识见，在小学五年级时骄傲地读上了《儿童文学》。即使是我的语文老师，也视为稀罕物，向我借阅。

父母在某件事上兑现承诺，并不是在完成一笔“交易”，而是在实现最初的重诺教育。对孩子重诺，就是对自己重诺，对他人重诺。重然诺、讲信用的养成，正是通过父母对孩子的一诺千金开始的。在孩子的眼中，诺言就是房梁上悬挂着的“宝贝”，他们期待着摘下“宝贝”，一如期待摘下满天星。这份人间美好的情境，轻易破坏不得。

最好的人生引导，不就是让孩子们看到诺言的价值与兑现诺言的意义吗？

当然，可能有因“不可抗力”使得无法兑现诺言的时候，但此时也应该向孩子真诚致歉，并提供替代方案，而不是将失信视为理所当然。

须知，父母承诺一出，选择的权利实际上就移交给了孩子。可以给出建议，但只能让孩子做主。就算觉得有诸多不合适，那也该认账。除非你打算做一个家庭里的“暴君”。

社会的诚信缺失现象，其实是从家庭开始的。但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反过来责问孩子为啥不守信。殊不知，你对孩子的不诚信，可能会形成“不诚信基因”，一代代传导，并影响到孩子在社会上的为人处世。“父母无戏言”。及早认识到为人父母常犯的毛病，加以改正，不仅是走出家庭教育中的误区，也是为社会营造一个个“重诺营地”。

（摘自《南方周末》伍里川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