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16/mw690/001t6nekzy6QZJVg3oPbf&690《灯下酒纸上醉》——汾酒文化漫谈

          46、从“宝泉益”到“义泉涌”

清代是汾酒发展的一个高峰，鼎盛时期杏花村计有酒坊200余家，几乎是盛唐时的三倍，汾阳一带的乡俗自然受到杏花村的极大影响。历史上，汾州一直为晋中盆地衢通晋西以至宁、陕、绥、蒙等地咽喉，秦汉间曾出现中国最古老的货币之一兹氏币，到明代中期，汾州已成秦晋通商的旱码头。汾州人口流动大，货运方便，逐渐形成生意人多、媒婆多、戏子多和郎中多的“四多”现象，这“四多”恰是码头文化的印证。通商之地饮宴自然少不了，生意之外，在当地的婚丧嫁娶中酒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酒席也极尽铺张。研究汾酒文化的学者大多喜欢从汾州民风习俗中考察汾酒的缘起，认为是当地风俗促进了汾酒的发展，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窃以为，汾酒历史延续约6000年，汾州人自古便以酒为生，是酒的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当地的风俗变化。汾州人爱酿酒，也好饮酒，在他们眼中饮酒是人生一大享受，可与晋剧媲美。当地曾有民谚曰：“进馆子喝了尽善的酒，到戏场看看黄芽韭，家里的(妻子)丢在大门口，不能误了《破洪州》。”尽善村便是杏花村，黄芽韭是清末晋中一带有名的晋剧演员，本命郝斗明，汾州芦家庄人，专攻小旦，兼演刀马青衣，戏路宽，文武兼备，唱作俱佳，深受当地人喜爱。旧时娱乐活动简陋，汾州人视饮酒如看戏，且把饮汾酒视作看名角的戏，可见汾酒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处于激烈动荡时期，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纵然如此，汾酒的发展依然强势不减。据《中国实业志》载：“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山西各地制酒职工，最多首推汾阳，共计241人，而晋裕有职工25人，占酿酒工人总数的10.4％，汾阳全年产酒30万斤，晋裕一家产8万斤”、“民国年间，山西酿酒业以汾阳为最。据当时统计，全县有酿酒企业17家，曰：义泉泳裕记、永兴恒、广和兴、兴隆泉、德生泉、兴盛长、广茂恒、丽渊居、天成公、义和长、义顺魁、三盛魁、兴隆源、德厚成、义泉泳、天丰泰、正兴源。这些酿酒作坊，大多是从清代传下来的，从业者众多。许多的家庭成了酿酒世家。这些作坊都是经过登记的。但是更多的、没有统计的是分布在乡村的小作坊。”酒乡之地，民间小作坊星罗棋布，它们分散各处，视季节而作，仅需几只大瓮、一具烧酒甑、一二百斤粮食，便可简单操作。乡民把高粱和麦曲或人工碾砸，或畜力磨碎，之后埋于地缸发酵，再在甑锅、甑桶上盖上锡盘，盘内盛水冷却，桶上插管流酒，这样的生产方式极其简陋，出酒率也很低。1933年，酿造专家方心芳先生考察汾阳后曾出具了《关于汾酒酿造的报告》，其中记载酿酒作坊“义泉泳”的出酒情况说，每500斤高梁出酒120斤至130斤，出酒率不过25％左右，个体生产者要达到这个水平显然要困难得多。在汾阳，但凡有名号的作坊不论规模大小，酿酒都十分讲究，除请专业名师之外，还特别注重质量，注重信誉，讲究诚信。诚信是晋商的传统，也是汾酒人代代相传的商业精神。当时的作坊多是自己酿酒、自己出售，既是作坊、又是酒铺，这种“前门后店”的家庭小作坊在唐时便形成，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史书所记盛唐杏花村72家酒铺，便是这样的经营模式。

杏花村作坊所产的酒当时被官府统称为老白汾，民间又称烧酒。《山西通志》列酒之美者，有“汾潞之火酒盛行于世”，火酒即是烧酒。俗云：“汾州烧酒，天下少有。”据说，军阀混战时期，阎锡山“倒蒋”打到徐州，为了慰劳将士，强征大批好酒从山西运出。时值严冬，一路上其他酒都冻成冰块，惟汾酒划一根火柴便可点着，一如初装坛时的样子。

民国年间，刘天成曾修撰《汾阳县地理调查概要》，书中载曰：“汾酒以尽善村(杏花村)卢家街申明亭所酿最著名，尤以白露、老官酒为上品。”卢家街申明亭开设的酒坊名曰“宝泉益”，为汾阳南垣寨王家名下的产业。汾阳王家是晋商中的一支劲旅，与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票号的东家李家是儿女亲家，家业仅次于太谷曹家和祁县乔家。“日升昌”票号是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是中国第一家票号，从1823年创办，到1914年倒闭，“日升昌”票号执中国票号之牛耳近百年，极盛时期每股红利达17000余两白银。旧时结亲讲究门当户对，王家能与李家攀上亲家，可见其实力的确非同一般。有一则小故事在汾阳一带流传很广。王家的后代、也即李家的外甥过满月时，李家的贺礼竟是一座汾阳城数一数二的元盛油坊。

汾阳王家兴于王大代这一辈，王大代膝下五子，各自独立经营，都是当地有名的高门大户，人称“老五门”。“老五门”中的老四王祥臣生有一子叫王严，王严之子叫王正邦，王正邦有三个儿子，分别叫王燮、王森、王澐，世称“小三门”，“小三门”中的老三王澐便是“宝泉益”的老东家。王正邦分家时，将其名下财产分成四股，三个儿子每人一股，他与妻子留下的一股为养老股，交给老三王澐打理。王家初时主要经营当铺，鼎盛时期，老大王燮名下有当铺27家，分布在京城及密云、顺义、平谷等地。老二王森实力与王燮相当，生意多在河南新郑一带。老三王澐的买卖则主要在口外，行业涉及银号、典当、杂货店、油坊和粮店，货物远销至哈尔滨、松花江及俄罗斯等地，是三兄弟中实力最强的，仅在南垣寨村便有土地1000余亩。王澐世传儒商，经营目光敏锐，他看好杏花村的酿酒前景，于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由王家独资开设了“宝泉益”酒坊，专营汾酒和竹叶青，第一任大掌柜为任润玉。“宝泉益”最初仅是自酿自销，后来产量大了才开始批发。

王澐生有二子，长子王廷祥，字协舒，次子王廷瓒，字协卿。王澐生意多，摊子大，便将酒坊交给两个儿子管理。此前，王澐的两位兄长已从“宝泉益”撤股，酒坊实际上已是王澐的独家生意。王家创办“宝泉益”之初便采用当时晋商通用的东伙制，聘用掌柜全权经营，所赚利润根据财股和身股按股分红，经营理念先进，加之王家财力雄厚，很快便在众作坊中脱颖而出。王家介入酒业时，因汾酒名声在外，有个别作坊为追逐利益，将发酵期由30天缩短至25天，甚至20天，令汾酒信誉受损。王协卿对此深为忧虑，他决定把规模做大，以此统一汾酒的发酵期、工艺流程、包装方式和营销方式，确保汾酒品质。1899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许多酒作坊纷纷倒闭，“德厚成”和“崇盛永”也濒临破产边缘，唯“宝泉益”一枝独秀。王协卿瞅准机会果断出手，经多次协商，“宝泉益”以白银2000两，兼并“德厚成”和“崇盛永”两大作坊，联合经营，占股分成。三家酒坊合并后，弃用了三家原有的字号，启用新字号“义泉泳”，寓意信义当先，酒如泉涌。新酒坊以“宝泉益”为主，杨德龄出任大掌柜，同时启用“德厚成”和“崇盛永”两号有经验的旧人，由韩瑞符任二掌柜、曹庭辅任三掌柜、张爵轩任四掌柜、张祥甫任五掌柜，管理团队空前，人心安定。此后，王协卿大力改善酒坊生产条件，制定统一的发酵期、统一的酿酒工艺、统一的包装方式、统一的营销价格和营销方式，在杏花村形成了“人吃一口锅、酒酿一眼井、铺挂一块牌”的崭新局面，也即“一道街、一片铺、一东家”的““三合一”格局。

从“宝泉益”到“义泉泳”，标志着汾酒工业时代的到来。王协卿出手整顿杏花村汾酒市场，开创了汾酒在中国白酒史上的霸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王协卿无疑是汾酒近代工业的奠基人。

（《山西经济日报》2015年3月25日  专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