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王朝史》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

虞云国、邓小南、李华瑞、赵冬梅四教授的推荐语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两宋王朝史》以历史事件为叙述主线，涉及了有宋一朝的主要典制与重大决策，既具言而有征的史学底色，更有总揽全局的史家视野，在勾勒一代大势时兼顾生动的细节，在回放历朝大事时摹绘关键的人物，论史卓有识见，行文畅达雅健，融铸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炉，在宋史入门中洵为深浅相宜而繁简得体的一流读物。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这是一部晓畅生动的王朝兴亡史。作者以理性平和的格调、浓淡相宜的笔触、丰赡翔实的内容，铺展开两宋320年波澜起伏之画卷。全书从整体上把握宋代，章节处处点睛之笔，叙述中有辨析，故事中有道理。彼时的人，彼时的事，或引人深思，或令人激昂，或使人慨叹。复杂套叠的内外连环，鲜明地勾勒出时代的跌宕盛衰。

李华瑞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张邦炜《两宋王朝史》较为全面系统地扼要概述了两宋王朝的历史进程，对太祖太宗创建北宋立定规模，真宗仁宗因循守旧，英宗神宗变旧图新，哲宗绍述熙丰，徽宗钦宗矛盾，高宗偏安东南，孝宗壮志未酬，及南宋后期政治日趋昏暗至亡国等两宋历史诸多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颇为客观、中肯的评价。本书资料充实，叙述谨严，文笔流畅，深入浅出，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宋朝历史读本。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一部简明扼要，叙事通畅的两宋王朝兴亡史：320年，18个皇帝，几多千古风流人物，东京梦华靖康耻，西湖风暖厓山惨，如长卷般徐徐展开，变革与保守，偶然与必然，内在的稳定与外敌的强大，种瓜得豆的政策选择，历史如长河，逝者如斯。

再版后记

张邦炜

本书原名《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距今整整30年了。这套系列书原本为东北某家出版社所约，因故担延许久，直至毁约。广西人民出版社欧薇薇总编在张秀平编审处听说此事，即刻伸出援手，并自任责编。1996年《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终于面世，次年获得中国图书奖。这套系列书的主编起初是周远廉、宋家钰两位先生，宋家钰先生后因忙于《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退出。《兴亡史》共八卷，辽宋金时代分为两宋与辽金两卷。作为《兴亡史·两宋卷》的作者，本人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两宋卷》最初约定的撰写者不是我，而是我的已故好友赵葆寓先生。宋家钰、赵葆寓、李锡厚三先生均出身北京大学历史系，家钰先生邀请葆寓、锡厚二先生分别承担两宋、辽金两卷，自有其缘由。他们二位情同手足，熟人皆知。辽宋金三王朝牵连太多，由他们二位撰写，便于商议与协作。葆寓为人豪爽，博闻强识，文思敏捷。大致由于经历相似、性情相投，我与他80年代初在杭州一见如故，从此往还甚多。葆寓年龄稍长于我，我敬之如兄长。他约我参与，我写北宋，他写南宋，我二话没说，听从吩咐。谁知刚开始拟提纲，葆寓即身患重症，且一病不起，《两宋卷》只能由我一人独自完成。让我感佩的是，葆寓临终前，定要为我的小书《婚姻与社会：宋代》写书评[1] ，并请锡厚亲自送交宋德金先生。第二，《两宋卷》经周远廉先生及其夫人杨学琛教授删改。各卷撰写者事先约定每卷字数限定在25万字左右，我给主编添麻烦，竟然写了30多万字，非压缩不可。我亲眼看到周、杨伉俪大热天在家中忙着替我删节书稿的情景。学琛教授早已西去，远廉先生去年90高龄仙逝，略述此事，聊表哀思。

若干年来，几位要好学友先后坦诚相告，《兴亡史·两宋卷》较为全面系统地扼要概述了两宋王朝的历史进程，涉及诸多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且有某些精粹之处，被一些大学列为本科生学习宋史的参考书之一。他们怂恿我修订增补重印。我前些年曾有此心，但担心出版难，白费力，始终未着手。这次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公司主动提供再版机会，可惜我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即使有心增补也无能为力了。这次再版基本保持原貌，除改了些错字外，主要改动有三：一是改书名。本书毕竟是旧作，不足之处较多，书名拟改为《两宋王朝史稿》或《两宋王朝史略》。二是改地名。近期行政区划与地名调整较频繁，古地今址不得不作相应改动。如古地夔州，今址原作四川奉节，现将四川改为重庆；古地建州崇安，今址改为福建省武夷山市；古地湟州，今址原作青海乐都，改为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三是改词汇。对于民间反抗事件，从前一律使用褒义词，被称颂为农民起义。而今某些论著走向另一极端，一概使用贬义词，斥之为叛乱。本人读后，不免刺眼。这次我将“起义”改用中性词“事变”或“兵变”、“民变”。其实，南宋人杨仲良所著《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便不将李顺、王均事件称为李顺之叛、王均之叛，而称为李顺之变、王均之变，并且作为醒目的标题。这一改动是否恰当，有待读者指正。

本书30年前脱稿后，本人某些认识变化明显，上面说到的农民起义问题即是一例。除变化而外，也有充实与坚守。充实者如“靖康内讧”，本书对靖康年间宋徽宗、钦宗之间的矛盾有所涉及，但轻描淡写。其实宋徽宗当时在东南确有另立朝廷之举，宋徽宗回到开封后实际上被宋钦宗软禁。如果徽宗、钦宗父子不是反目成仇，而是协同抗金，北宋王朝的结局或许不同，至少不会迅即亡国。拙稿《靖康内讧解析》以两万字的篇幅对此有所揭示，并认为：“靖康内讧的根源在于皇权的绝对性与排他性。”[2] 又如“两宋差异”，与两汉不同，西汉、东汉不是一个朝代，北宋、南宋具有连续性，但差别不小。在我看来，最大的差异在于：北宋多数时段处于和平环境，南宋长期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不是一切）。拙稿《战时状态与南宋述略》[3] 对此作了力所能及的论证。这点是从前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的。再如应当如何评价韩侂胄，本书具体性的描述稍多，结论性的判断欠明确。对于此人，历来毁誉不一。毁之者因其擅权，将他痛斥为“奸臣”。誉之者因其主战，将他盛赞为“英雄”。拙稿《韩侂胄平议》在综观其一生的事迹后，如此评价韩侂胄：“既非奸臣，也非英雄，而是大权在握的权臣，以权谋私的贪官。”[4] 坚守者如“重文轻武”， 本书肯定重文轻武是赵宋王朝的一大基本国策，但并非成形于宋初。宋太祖文武并重，宋太宗重文轻武，宋代经历了从武人政治到文官政府的转换过程。近年有学者对宋代重文轻武一说提出质疑，拙稿《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5] 可称为答辩文。其主要意思是赵宋统治集团没有也不可能公开宣称本朝重文轻武，但重文轻武确实是他们所认定并推行的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又如本书最后一句：“元朝取南宋而代之，应当说是个以优代劣的历史进步。其统一规模之大远非北宋可比。”此次再版，一字未改。其实此说并非本人独创，源于范文澜先生。范老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一文中从两个方面肯定元朝灭南宋：一是“合乎规律”。他说：“凡是腐朽着的东西，碰到发展着的东西，必然被消灭。”南宋末年统治集团“腐朽已极”，如同“行尸走肉”。二是“一件好事”。元朝把四分五裂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范老称赞道：“这件好事蒙古人做了。”[6] 我从总体上基本认同范老的意见。然而当下不赞成者似乎大有人在，他们信从“厓山之后无中国”。拙稿《应当怎样看待宋元易代》可称为辩护词，替本书最后一句话申辩，力图从多方面证实：“元朝的建立绝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中止。”“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在元代又有新的发展和进步。”[7] 遗憾的是年老体弱， 这些认识未能有机地融入本书再版之中。学术问题，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理所当然。本人静候批评，如有必要，再作答辩。谨在此预先致谢！

  2021年6月6日于成都外东青苔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