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今日时讯焦点”微信公众号一篇《最新！律师执业15年以上，可直评二级律师》的文章引起热议。

律师“评职称”本就搞笑，律师讲究的是“实务”而不是“理论”，收费属于“市场协商”而不是“官方定价”，“评职称”本就意义不大。更奇葩的是某些省要求律师“评职称”，今年甚至要求“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不少于3000字的论文”，或者单独出版法律著作。起草评职称细则的“秀才”，难道“江郎才尽”只能“抄袭”饱受诟病的高校评职称文件吗？

“一线律师”对“评职称”基本“不热衷”，当然能够“搭车”也行，不愿意浪费太多时间。“评职称”竟然是“熬资历”与“发论文”，这其实与“司法实践”背道而驰。只要不会出现“高级职称的律师才能在高级以上法院办案”的荒唐，“一线律师”宁可把时间与精力用在办案上。以刑事辩护律师为例，在客户佩服的是“能办事”的律师，而不是“高职称”的律师——一个“没有职称”的律师拿出一堆成功案例，绝对比“高职称”律师拿出自己职称证书有说服力。客户找的不是“法律知识分子”，而是“法律执业人士”，法律服务讲究的是“业务能力”。就像赵括、马谡，本是不错的“军校教官”，可惜毫无经验推上“三军司命”职位。当年梁启超给袁世凯做财政总长，袁世凯要他扩大财政收入，梁启超竟然写几万字论述不应该增加财政收入的理由，袁世凯笑他完全是书呆子。梁启超学问再高，袁世凯要求的是“实干家”而不是“学问家”，“服务客户”显然不称职。

“一线律师”拿得出手的是一系列成功案例，刑事辩护律师能“撑门面”的是他办理的一系列无罪释放、撤回起诉、免于刑事处罚、缓刑、上诉改判、改变罪名轻判、降格轻判等案例，这是再多的“论文”无法望其项背的。客户需要的不是律师“知道为什么”，而是“知道干什么”，需要的是“操刀手”而不是“清谈客”。

2016年我们卓凡刑事辩护团队代理的汕尾某特大涉黑案件，在大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坚持“无罪”的情况下采取多项指控只接受一项指控的“轻罪”辩护策略，第5被告人、第13被告人在15名被告人中判决最为轻微，一名“关多久判多久”，另一名全案唯一的“缓刑”，比同案的第14被告人、第15被告人都轻得多。那近300页判决书成了卓凡刑事部的“招牌案例”，后来许多客户就是冲着这次涉黑案件的经典辩护来的。我最近办理了不少毒品案件，我也知道与我2017年省高院改判免死的那单523.4公斤制造贩卖毒品案与今年改判无罪的2.9公斤运输毒品案件有关——律师的业务能力与“好运气”是客户看重的。至于你是否“高级职称”是否有专著出版，找你办案的人并不关心。

 “一线律师”关心的是“办案”，业务能力才是他们的“主业”。有高级职称在手，最多可以锦上添花，但不能喧宾夺主。那些把“评职称”作为“主打”甚至不惜“花钱买版面”的，谁能相信他们能坚持原则？一个不能坚持原则的律师，如何能被当事人信任？律师竟然要花大量精力去“写论文”还要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要去“出版法律著作”，我也是醉了——中国的省级以上刊物够用吗？“抄袭”高校评职称的那些“江郎”们自己能达到这个标准否？即使是今天拿着“高级职称”的律师，有几个人“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不少于3000字的论文”，或者单独出版法律著作？

记得一则故事，说大学邮局的“大哥大姐”最喜欢欺负“老教授”，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总是备受世俗冷遇甚至贬斥，好不容易又一次保护“老教授”的机会，也就不肯放过。这种极端自卑心理成为“报复”成功人士的内在动力，于是许多机关单位的“秀才”只要有机会“折腾”一下“成功人士”例如专家教授、律师、医生，定然不愿意放过。这不仅是他们“懒惰”只会“照抄”其他部门的管理文件，而且是一种极度自卑催生的报复心理。我一直主张提高管理部门的薪资待遇和入职门槛，就是担心“弱者心态”会借着手中那点起草文件的可怜权力发泄自己的“愁情恨意”。连绛侯周勃都曾感慨 “吾今日始知狱卒之贵”，律师并不如周勃等人尊贵，岂能不被“狱卒”虐待？“惹不起我躲得起”，“一线律师”不如不去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