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刺死辱母者案，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以来，引起全民热议。于欢案，业已成为全民普法运动、全民质疑运动、全民辩论运动，这对于“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当然是一件好事。“正当防卫”从法律人专享的名词变成全民共享的名词，这是十次“普法运动”都难以发挥的作用，也说明鲜活的案例比起空洞的宣讲更能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只要言之成理，只要尊重事实，这种讨论、对话甚至辩论都应该被尊重被鼓励。而不能象桂公梓、CU检等“网红”那样，自以为是“学术权威”，就试图以种种理由限制或剥夺他人的意见表达权。

目前我国法律对“正当防卫”规定的极为狭窄，必须是“正在进行时”才能进行正当防卫，否则就是“故意犯罪”。如同《大话西游》中唐僧所言，孙悟空扬言要吃掉自己只是构思，还没有变成现实。只有等孙悟空吃掉了唐僧，观音拿他孙悟空才有真凭实据。也有网友恶搞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就是“故意犯罪”，因为妖精还没有吃掉唐僧，最多是“犯罪预备”。更有“民间高手”说，只有等歹徒闯入家中并开始抢劫才能“正当防卫”，而不能趁其立足未稳主动出击，而且必须一次制服对手才行，否则就涉嫌打架斗殴。正是这种规定过于狭窄的“正当防卫”，才使得人们在行使自卫权时碍手碍脚。

于欢面对一批采取限制人身自由、辱骂、殴打甚至露下体羞辱母亲等手段讨债的黑恶势力，他处于绝对弱势。虽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采取“下三滥手段”去逼债，而不是协商、起诉等合法方式讨债，杜志浩等10余人已经处于非法状态。于欢报警，此时公安机关就有义务保证“讨债”合法进行。即使不是“有困难找警察”，警察也应该把他们引导到合法轨道上。我处理的一桩高利贷案件，惠州警方就是直接把冲突双方带到当地派出所，提供会议室让他们协商——今天不行就明天继续，协商不了就让他们去法院起诉。这才是“负责任”的警察，将可能发生的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化解在萌芽状态。

于欢在被限制人身自由且倍受羞辱忍无可忍之后，突然与杜志浩等人发生冲突且刺死杜志浩刺伤另两人，应该被理解为正当防卫。一方面于欢被限制人身自由，人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另一方面他面对的是10余人的围控，个人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在一对一时，于欢当然不能采取这种断然措施。但在一对多甚至一对十时，这种断然措施应当被理解。对公民自卫权做宽泛理解，才能阻止黑恶势力横行。鼓励公民“勇于公战”，他们才能“怯于私斗”，才愿意“见义勇为”。国家刑事立法设置“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不法侵害的发生。因此，即使公民行使自卫权时有些欠妥考虑，但只要不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都应该被同情和理解。即使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应该作为“防卫过度”减轻或免除处罚。只有充分鼓励“正当防卫”，才能从源头上遏制不法行为，将他们引导到“合法手段”上来。

对于“正当防卫”应该宽泛理解。只要进入犯罪准备阶段，或者侵害者没有离开犯罪现场，都应该支持“正当防卫”，此时“不法侵害”的威胁并没有解除。这次于欢案，也使得司法机关重新审视“正当防卫”的规定。全民热议于欢案，何尝不是对二审改判的声援运动？法理无外乎人情，只有被人民群众尊重和理解的法理，才能被人民群众主动遵守，才具有权威性、人民性。既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立法就应该主动遵循人民群众的伦理道德，而不能“脱离群众”。中国司法审判制度虽然不采取陪审团制度，但法理无为乎人情却是中西方一致的。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情是最高的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