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记律有序”微信群群友高榜山下茶社小聚，讨论律师与记者如何互动。按照“群主”江勇龙记者的要求，各自谈谈律师与记者良性互动的交往故事。来惠州十年多，进入卓凡律师事务所八年有余，与记者交往颇多。我与媒体不得不说的小故事，也就饮茶食饼之际，形成文字与诸君分享。
我第一次与媒体打交道是在2009年初，与魏展谦律师处理惠阳某电子城确权办证案件，南方都市报对该争议案件多次报道。魏律师工作较忙，该案我实际操刀，接受媒体采访也就主要由我来完成。南方都市报几位记者特别是黄海林记者此后经常有案件报道让我写律师点评，也就逐渐建立起与南方都市报的联系。黄记者说我写评论“指物作诗立就”，送我外号“快枪手”——我回应说幸亏黄记者是男士，如果是女士就容易产生误会了，是否改为“快刀手”可以避免暧昧与尴尬。
2010年“3.15维权”滨江公园普法，我认识了东江时报几位记者。他们看我接受群众法律咨询又好又快，也就过来采访我。其中古优裕记者与我交往甚密，在此后的一年多，几乎每周都有我为东江时报撰写的律师评论。古记者后来离开东江时报去了南方都市报，但我与东江时报的关系一直保持。若干年以后，我与古记者还成了车友，都青睐斯巴鲁傲虎。当然，我更喜欢台湾的翻译，速霸路。
2013年我被评为惠州“优秀仲裁代理人”，接受东江时报江勇龙记者专访，也就与东江时报进入长期合作“稳定期”。江记者敢于下笔，我敢于直言，此后无论是针对一些热点问题例如村民维权还是收费听证、警察犯罪问题，只要是他采访我必然是以“舆论监督”为基本方向。直到今天，江记者采访我基本都“没好事”，我经常说律师不仅要低头办案闷声赚钱，也要抬头关注热点，为市民“鼓与呼”。当然，东江时报专版采访我对某大桥收费听证后，我再也没有被邀请参加政府组织的听证会，只能“场外发声”。
我最早2011年按照卓凡律师事务所徐向辉律师的安排开始接受惠州电台的采访，但与惠州电台的关系一直不瘟不火。认识东江时报江勇龙记者后，通过江勇龙记者认识了惠州电台从业20多年的资深媒体人黄辉凯，我与惠州电台的关系正式步入“黄金时期”，高峰时期甚至每周都接受采访。我们习惯称黄辉凯为“凯哥”，凯哥对我最高评价是“余律师是个正常人”，对各种敏感话题，只要我敢说惠州电台就敢播。惠州电台甚至向我提问不再是“有哪些进步”、“有哪些不足”，而是必然会问“应该如何改进”。惠州电台只要有新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地方规定出台，必然会要求我谈谈这些规定有哪些不足、该如何改进。上次“繁简分离”司法解释出台，有律师同行与法官朋友就说，本来是让律师唱唱赞歌说说律师该怎么做，我却在电台大谈有哪些制度需要完善、法院应该怎么做。律师在媒体发声，不仅仅是法律人角色，更是社会人角色，需要公众人物的担当。经常有朋友取笑说惠州电台是我开的——只要有新闻热点，我就去“焦点时刻”吹吹水，“直播”节目很有趣。遇到热点话题，不是我联系凯哥就是凯哥联系我，大家聊聊百姓话题。
我与惠州电视台的交往开始于2012年，也是按照徐向辉律师的安排接受采访。当时主要是“消费一线”栏目，后来与惠州电视台记者交往越来越多，发展到“房产家园”、“法治惠城”、“午间新闻”、“以案说法”等栏目。我与张辉雄、郭芳、何雄等记者交往较多，他们常说律师难找——有时间的不熟练，熟练的没时间，我则愿意挤出时间来电视台闹闹磕。即使是给爽约律师“临时替补”，我也会认认真真把节目做好，这也是职业习惯。
与信息时报林卫锋、惠州日报张晨的交往更多是“文人相亲”。2015年东江时报江勇龙记者带我去参加“惠集读书会”的武侠小说座谈会。我是看着武侠小说特别是梁羽生小说与金庸小说长大的，高中以后开始横扫古龙小说。我比较喜欢把武侠小说当成世情小说、政治隐射小说、励志小说来阅读学习。参加这次读书会活动后，与林卫锋、张晨也就交往逐渐频繁，大家都是武侠爱好者、三国爱好者、民国爱好者，也就有诸多话题。林卫锋干脆在信息时报给我开个专栏谈谈历史与法律，第一次有文章被推荐给“今日头条”也是通过信息时报。后来林卫锋主要精力用于“惠集读书会”，今年甚至组织首届惠州西湖惠民文化节，我也作为阅读量超过160万的人气新浪博客元老博主，在惠州丰湖书院主讲“三国英雄创业故事”。
律师与媒体之间，应该是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相互欣赏的优化合作关系。罗素说“三种感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知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对人类不幸无可遏制的同情”，这也应该成为律师与记者的共同指引。律师与记者之间正常交往，很有趣也很需要，大家内心深处都是文化人。每年记者节，卓凡律师都要牵头组织记者律师聚会，今年应该品茶、煮酒还是家庭自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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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1 08: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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