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与几位湖北商会的朋友聊天，他们提到惠州郊区的“小产权房”价格便宜，并有意向投资，问是否可以律师见证。我询问一下，他们提出在惠州郊区（严格意义上应该是惠州城区的郊镇）“小产权房”均价为2000元，而在惠州城区（严格意义上应该是市区）房产均价为8000元，因此完全可以吸引大批买主，也可以“跳过”国家的宏观调控。

   律师见证“小产权房”在广东省并不少见，甚至引发了一些权利纠纷，广州律师协会和深圳律师协会干脆发文“禁止”律师为“小产权房”买卖合同提供律师见证。我对于律师见证当然没有什么太多兴趣，做律师见证对于律师而言属于“小儿科”。不过，提到“产权房”均价是“小产权房”的4倍，不有的让人触目惊心——推动房价暴涨的“上帝之手”，原来在这里。

   按照几位开发商朋友的计算，从村民手中购买宅基地建房、以村民民意办理各种报建手续、发包给建筑公司按照规划图建造房子、打通各种关系，每平方米造价应该不超过1500元，然后以2000员售出，这种高达25%的利润率，完全值得冒险，何况可以在合同中将风险转移给买房者。

   我关心的当然不是高达25%的“小产权房”净利润率，而是市区房价何以如此之高——“小产权房”与“产权房”唯一的区别在于土地性质，前者属于村民集体用地，后者属于国家用地。两种土地从成本上讲不存在任何差异，但是就应为政府对“国家用地”的垄断，直接导致“产权房”价格4倍暴涨。以惠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65元计算，购买100平方米的住房，“小产权房”需要7-8年收入，而“产权房”则需要30-33年的收入。仅仅是“农转非”，政府就可以“坐地起价”，这种“买卖”还有什么话好说？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根除房价暴涨（相当于成本价3-4倍），就需要约束政府的“上帝之手”，那就是一方面在人数较多的居民点增加土地供应量（其实就是推动“城镇化”，将大量乡村变成城镇），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国家立法“限价”（均价不得超过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收入5倍）和“限购”（家庭购房在中国境内不得超过3套）和“限卖”（购房后3年内不得出售，3年后出售须卖给本地居民）。这样，既可以保证房产市场“充足供应”，又可以打击“炒房”。一旦房产不再是一生积蓄才可以买到的“奢侈品”而是5年左右收入就可以购买的“日用品”，那么房产就不会成为“吸金魔窟”，既消耗了经济投资，也损耗了社会购买，就可以使社会流动资金逐渐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而不是充斥于房产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产业，这才能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逐渐淘汰“夕阳产业”，繁荣“朝阳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