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维权，难在何处？

    自从《劳动合同法》生效以来，农民工维权就摆在了律师面前——劳动仲裁，是所有律师的入门功课，在不能接到“大单”之前，还是有许多律师愿意为农民工维权出力。可是，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导致许多律师一旦有新的案件，一般都会放弃农民工案件，从而使农民工所能委托的律师，往往鲜有成熟律师的参与。笔者结合多年的法律服务，试图找出农民工维权困境之所在。

    一、农民工不愿意选择法律手段。

    农民工多半不愿意走到律师旁边，无论是律师的法律咨询还是法律援助，对他们而言往往是遥远的事情。没有逼到万不得已，他们一般都会通过非法律手段，例如同乡关系、亲戚关系来解决劳动难题。无论是观念问题还是心理问题，愿意与律师交往的农民工实在凤毛麟角。可以说，没有几个农民工会找到律师朋友，也没有几个律师愿意与农民工私人交往。而找律师，私人交往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法律寻求途径。

    二、农民工难以支付律师费用

    除了法律援助，律师一般不会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每年向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缴纳的数万元费用，使他们必须像商人一样与委托人谈合同服务。基础律师费，有的律师收取五千，有的律师收取八千，即使是“菜鸟”律师也会收取三千，毕竟“行规”不可以随便打破。要农民工先行支付至少三千元，对他们而言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法律又禁止“风险代理”，所以农民工获得律师帮助，一般只能是“代书”（写仲裁申请书），而出庭费用，不是他们可以考虑的。

   三、农民工容易被“和谐”

   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仲裁委商定，越过律师直接与农民工和解，本来需要支付两万元补偿金的就支付一万元，而农民工很容易拿到前后直接把律师抛开，结果律师的后期收费直接落空——有的律师出于为农民工考虑，先支付律师费例如一千元，拿到赔偿金时再支付律师费例如九千元，这种“分期付款”方式本来皆大欢喜，可是一旦农民工在用人单位和劳动仲裁委鼓动下“抛开”律师单独与用人单位和解，那么律师就只能品尝好心换来的苦果。我一些同事表示，要么不接农民工的案件，即使接案件也会“下手狠”，每人先交六千元律师费，否则免谈。可以说，被欺骗的律师不在少数，结果导致律师基本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服务。我一位有同事除了与我一起办过38名厨师厨工的劳动案件，基本上只给“资本家”出庭。

   四、劳动案件时间会很长

   从劳动仲裁到一审、二审、执行，劳动案件会超过普通民事案件。于是，一些农民工等不及，愿意在不利条件下“和解”，律师业等不及，太小的案子没必要付出太多。于是，国家的“仲裁前置”司法制度，直接成为农民工维权难的制度壁垒。所以，笔者建议劳动仲裁改为行政复议二局终局制，这样才可以避免迁延日久。

    笔者对于劳动仲裁案件，必须是10人以上才愿意接单，并且必须每人先交两千元以上的律师费，否则宁愿不做——最多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和代书。不是说我对农民工没有感情，而是因为我多次被“骗”，只好痛定思痛，设置门槛。呵呵，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老律师说律师必须是冷血，眼中只有利益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