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由美国学者吉瑞德教授，其所撰写的小心翼翼、材料翔实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评传，其小心翼翼，不仅表现在结构上，也表现在评价范围上。

　　

　　第一章，“传”记理雅各作为“传教士”和“牛津大学”汉学家的前后经历；第二章，“评”理雅各的在牛津大学期间的学术成就，以著作为线，以时间顺序而断代，分别为：异端者、阐释者、比较者、开拓者和教育者。这五部分译成中文，几乎都使用了50个左右页码的文字量，均匀展示理雅各的5个学术身份，力求在学术框架内探讨（惟有作为阐释者的理雅各这一节，“在《中国经典》中找寻圣经”文字量较少）。最后，本书的中文编译者一并呈现了理雅各的女儿海伦·蔼蒂丝（Helen Edith legge）所撰10多万字的珍贵传记《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为补充。

　　1873年

　　1873年，让我记得比较清楚，是因为，这是我出生的整整一百年前，也是理雅各离开传教三十年的香港回归英国的年份，是理雅各从“传教士”转向“学者”的标志性年份。

　　58岁的理雅各非常清楚，有生之年他再回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了。夜晚，他注视着数百条渔船上的灯火映亮的海湾美丽景色，想起1943年从马六甲初次来香港时，这里还是一片空旷和荒凉，岩石比苏格兰老家阿伯丁的更为坚硬，心中激起的不是忧伤，而是感怀财富和科学的力量无所不能。

　　他决定，在离开中国前北上旅行一趟，拜谒与他所翻译的《中国经典》密切关联的几个地点——孔庙、天坛、明陵、长城和泰山、曲阜等等。从他所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1861年在香港出版，他作为一个中国经典的基本文学和哲学思想的学术输入者的角色就在不断地强化，而作为一个传教者的角色则在“从心所欲”地淡化。

　　他对香港公共事务的介入、热情公正和心智的成熟以及作为汉学家日益彰显的声望，为他此次回国担任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一职奠定了基础。从传教士到牛津大学教授，这不仅是一个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社会角色的转变，而且，可以强烈感受到他背后推动的强劲推动力：一个拥有空前世界版图规模的英帝国和与之相称的勃勃雄心（1877年1月1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宣布为印度女皇）以及世界范围内工业、科技、学术迅猛发展的新趋势。

　　这种“看得见、摸得到”的日常生活改观，以1876～1878年间电话、电报以及电灯的迅速出现为例，政治与物质上的变化，与社会、知识形态的变化彼此呼应，在学术领域更注重普及性和实践性，增设自然和人文新学科和教职的研究性大学更趋弹性和活力、庞大的出版计划和各类学术社团、期刊、机构的设立，正在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精神风暴眼。

　　物质文明不可避免地鼓动起精神性的优越感，进而被理解为道德优越性的彰显，甚至把物质性和精神性之间直接简化成一个“等号”。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铁律，犹如强行侵入东方一样侵入人文领域，自然的进化论不知不觉地歧变成思想、文化艺术的进化论，至今为止，仍然是西方主流阐释者话语权的信心所在，也成为被阐释者在自身的文化艺术发展中不自觉跟进的心理和行为基础。

　　理雅各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虔诚的笃信福音、非国教传教士社会身份的转变，也不仅仅是业已存在七百年的牛津大学在适应帝国需求而吸纳专才、设立新教职的空前活力，更象征着西方世界（特别是一种滥用了的基督教精神）来阐释东方精神（中国经典）的一种迫切需求，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输入、占有和互惠的渴望与趋势，这是延续至今的西方话语权肇始的个人样本。不过，理雅各是一个虔敬、温和的个人样本，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吉瑞德笔下的理雅各学术的一生始终在转变和自我完善正当中，展现出一个真正的信仰者真诚的怀疑和利益他人的知识占有，与中国儒家的传承者、教育者孔子有某种应合。

　　翻译之道

　　理雅各的学术生涯发端于1943年在《圣经》翻译中所遭遇的关于GOD一词的翻译之争，而这种争议由来已久。不少传教士倾向于采用马礼逊所用的“神”一词，但是，已然高龄的博学之士麦都斯却提出，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帝”或“上帝”最适合作为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一神教信仰中的GOD的中文翻译，他的《论中国人的神学》在1847年就已经出版。这也回应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早期的发现。

　　但是，既然GOD其意已经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存在，那么，这无疑威胁到传统笃信福音神学的绝对排他性。这一长期以来的辩论的核心被认为是触发了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家麦克斯·缪勒的学术主题：语言学、东方经典文本研究和比较宗教学。

　　理雅各对翻译的投入在他1958～1959年第二次回国度假期间，遭到了保守的伦敦传道会董事们的质疑。虽然他一天睡眠只有几个小时，总是在夜深人静或黎明时分，才专注于翻译几个小时。他在1858年写道：“没有人像我这样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传教士的不足，以及过去工作的徒劳无益。”“只想结束自己作为一个传教士的生涯。”在见识了狭隘、宗派主义和目光短浅之后，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反而促使理雅各深入地研究中国经典。

　　当他日渐以同情和理解为出发点，而不是既定的冷酷直面和对立立场去研究的时候，中国经典当中所蕴含的多姿多彩的文化风景也向他展开。拂去心灵遮蔽的尘埃，他日益呼吸到了一种与自身命运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