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有大学问者，也多有教育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作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北京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钱理群先生同样对传承人类文明薪火的教育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力。在这教师节和新的学年开始之际，我们从他的新作《我的精神自传》中，选摘一篇《教育的诱惑》，与各位朋友分享。

教育的诱惑

其实，在八九十年代我所受到的不只是学术的诱惑，更有教育的诱惑：我曾在一篇写于九十年代初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因为写了几本书，于是有人称我为‘学者’，但我更愿意人们把我看作‘老师’”，也就是说，在自我身份的认定中，“老师”是居于首位的：“老师，更是我的钟爱，我的追求，更适合我的内在气质”^①，我的第一本随笔集命名为《人之患》就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借用一下‘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孟老夫子的古话，对于我，既是写实，又是自嘲，该是恰当的。”^②而且还有这样的阐述：“有朋友说，听我讲课，比我看的书，印象要深刻得多，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的学术著作，其实并非严格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一种教师的讲授：那处处都可以察觉到的强烈的宣讲欲，那滔滔不绝的语势，以及过于明晰的表达和特意强调的语气……无不闪动着一个沉醉于自己职业趣味的教师的影子。更有意思的是，我的研究，竟也遵循着‘教学相长’的原则。青年朋友（其中许多人都自称我的学生），既是我的著作的接受者，又是共同创作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参加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我的研究的起点往往不是肚子的沉思默想，而是在书房的高谈阔论之中：我常从与青年朋友的交谈中，获得灵感，产生最初的思想萌芽，以至原始的创作冲动；而我一旦酝酿着某种想法，又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来访的青年朋友（熟识的与不熟识的）倾诉，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重复，正是在这重复叙述过程中，自己的思想逐渐明晰起来，同时在谈话对象的不断补充中获得丰富与发展。因此，待到一切成竹在胸，奋笔直书时，我所写下的，早已不单纯是个人的创造。至于在讲课过程中，直接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更是常有的事；在将讲义整理成书时，我喜欢引用学生作业中的观点，这正是出于对学生劳动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我常说，离开了青年朋友、学生，我将一事无成，这绝非夸大之辞。”^③我经常开玩笑说，要惩罚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与青年学生隔离开来。——后来有关部门真的这么做了，尽管未必有效。我过去头顶上都悬着一个“争夺罪”，这大概也是我的一个宿命。

如前文所说，我从就有当老师的理想，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至于新世纪我如此醉心于教师的职业，显然有新的思想文化背景与自我的动因：这是与“历史中间物”的自我定位直接相联系的。作为“中间物”的具体化，就是“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而最能发挥这样的桥梁作用的，又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教育空间。简言之，就是“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讲我之鲁迅观”，这就是年青时代的一个梦，是决定了我的后半生的最重要的决定性的自我选择，而且二十多年以来，从未动摇，也从未间断过。从1985年上半年给中文系文学专业1981级本科生开设“我之鲁迅观”课，到2001年上半年给中文系与外系2000级本科生讲“与鲁迅相遇”，下半年为研究生开设“最后十年的鲁迅”的讨论课，前后讲了十七年的鲁迅，有将近二十一届的北大中文系与外系的学生听过我的鲁迅课或讲座，这可能是我的后半生事业的最可观的成就。它与我前半生在贵州中等专业学校执教十八年（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讲鲁迅，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更是自觉地向年轻人传播鲁迅思想），与退休以后两年多以来在更大范围内，特别是深入到中学生中去讲鲁迅，构成了一个以“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为中心的将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这同时也构成了我的几位可贵的精神历程。

①  《离题的追念》，《我存在着，我努力着》，页11.

②  《人之患·序》，《人之患》，页1.

③  《离题的追念》，《我存在着，我努力着》，页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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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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