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苑青（现任社长助理，人力资源部主任）

1995年7月，我进入出版社校对室。

分配给我校对的第一部书稿是余鑫晖副总编责编的《高中数学重点·难点·解析与训练》。

当时的书稿全部是手写稿，很多作者的字写得龙飞凤舞，经常看见在校对室工作的同人拿着书稿互相问是什么字。但大家私底下都说，余老总责编的图书最好校对，因为他已经将所有写得较潦草的字、数学符号是希腊字母还是英文字母、是正体还是斜体、是上标还是下标等都工整地标注在文字的上方了。

当时大部分书稿采用的还是铅字排版，刚开始校对，看得比较慢，还没掌握排版出错的规律，余老总很耐心地告诉我，哪些地方容易排错，哪些符号因为相像导致拣字员错排，等等，慢慢地，我对校对工作开始有感觉了。我开始留意进入校对流程的书稿，发现有些编辑对书稿加工整理得非常漂亮，一段话经过这些编辑的修改变得相当严谨，更别说错别字了，那是绝对要改正的，原稿中基本是每页都有修改的痕迹，对所有引用的文献都一一核对过。一次无意中我说起所观察到的这些情况，余老总只说了一句，“这是编辑必备的基本功”，我似乎明白了，做一个真正合格的编辑确实不容易。

通过观察很多编辑处理书稿的情况，我体悟到了一种精神，那是出版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一种工作态度。

对于一些稿子，在校对时我有时会提出一些疑问，逢余老总责编的书稿，他都会就书稿哪些能改，哪些改了不妥说出个一二三来，下次碰到类似的问题我就特别注意了。后来如果发现错漏多的校样，编辑在检查校对人员提出的问题时对哪些是“异同”哪些是“是非”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我就用三种颜色的笔，标注出哪些是与原稿不同的地方，哪些是硬伤之处，哪些是存疑部分。后来听说，2000年以后的新员工培训的时候，当时的校对室主任刘哲双向新员工介绍了我的这种校对方法。我想，我们出版社中，如果每道工序都想到为下一道工序提供方便，而不是将自己应该做的推到下一道工序，比如，不能将组稿应该解决的问题放到审稿去做，把审稿应该解决的问题推到编辑加工环节，把编辑加工应该做的事情推给校对去做，把校对的工作推到质检，那么，我们的图书质量必定会大大提高。就这样，在余老总等前辈的引导下我懂得了很多编辑业务知识。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对新进社的员工说，我在出版社校对室干了三年，那是我收获最大的三年。

余老总那时还没有退休，有时他会让我利用业余时间编一些书稿，如果是套书，他会在原稿的前面附上一张编稿说明，包括标题的字体字号、整体装帧设计要求、附图的大小等一一列出，这给编辑、排版者和校对人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一良好的习惯一直影响着我，记得在杂志社做总编辑的时候，当书稿进入编辑出版流程的时候，我也会将书稿编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写下来交给每个编辑，所有的编辑都说好，说有一个编稿说明，大家做什么就很清楚了，可以避免走弯路，我常常说，这得益于我的前辈的教导。

大家都知道，余老总在工作上是拼命三郎，对他来说从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直到今天，70岁高龄的他看的稿子还比很多年轻人多。铅字排版的时候，编校人员常常下到工厂去校对，余老总看的书稿多，因此下厂也多，只要工作需要，他二话不说就下到排版车间。他对工作的那种投入和热爱至今我仍历历在目。记得1999年初，我社在运作“科学家爷爷谈科学”丛书，当时是用苹果机排版的，社里还没有这样的设备，这套书安排在民印厂排版，为了节省时间，余老总带了我们将近10个编辑在南宁民印厂待了近半个月时间。那时他已经60多岁了，却和我们年轻人一样，从早到晚待在车间里，那是一种怎样敬业爱业的精神啊！

尽管任务量大，工作很累，但是跟余老总在一起工作常常让大家很开心，因为他的为人与随和开朗的性格，因为他常常开导你的困惑，因为他把谁都当成了朋友。

这就是我眼中的余老总，一个令我钦佩的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