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园动机

从治水到训练水军，再到为皇太后祝寿，乾隆帝找出了很多造园的理由，但最根本的理由是为了他实现心目中真正的理想园林。

作为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能够为自己修筑苑囿之事写文章辩解，甚至还有点自我检讨的意思，说明乾隆帝比起同样热衷于大建宫苑却又死不认错的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来说，还算是开明的。他的辨白也并非全是说谎，修筑新园确实与治水工程有一定关系。

清代中期的北京越来越繁华，人口数量也不断扩张。经过康、雍两朝和乾隆初期的经营，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园林日渐鼎盛，私家园林也不断增多。这种兴旺的景象带来一个负面的问题，就是耗水量大增，元代建立的水系不能完全满足供水需求。此外瓮山西湖的堤坝年久失修，经常溃塌，导致周围的农田被淹，甚至威胁附近皇家园林的安全。因此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天开始，朝廷对西北郊的水系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治工程，一方面疏通更多的泉眼和水道以广泛开源，另一方面则加挖西湖以形成容量更大的蓄水库，并增筑堤坝和水闸，使得整个水系焕然一新，不但可以满足京师用水之需，更进一步形成通畅的水上交通线路，还能促进周围地区发展出更多的优质水田。新园林的建设正是在这次治水的背景下展开的，也算是与水利工程成功结合的风景建筑典范（图1-05）。

然而，乾隆帝在文章中声称自己只是在治水之后才被动地修筑亭台以作点缀，这明显是托辞。事实上在治水、挖湖的同时，已经开始对瓮山的山形进行修整，并在山南麓修建大报恩延寿寺，可见乾隆帝在动工治水之时早已有修建园林建筑的通盘计划，绝非事后找补之举。

修筑新园另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一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逢乾隆帝的母亲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大寿，需要提前在此修建一座大型佛寺为太后祝寿，这组佛寺后来成为新园的主体建筑；二是乾隆帝想把西湖的水面扩大以作水军训练基地。

山、湖更名，正与这两个原因相呼应。瓮山改名万寿山，是为了强调为太后祝寿的含义；西湖改名昆明湖，更是大有典故可寻。原来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汉朝，汉武帝为了讨伐西南蛮夷昆明国，曾经将长安附近的皇家苑囿上林苑中的湖泊定名为昆明池，以模仿昆明国的滇池，并在其中训练水军备战。乾隆帝借用此这个旧名，正是表明此湖与当年的昆明池一样，“兼寓习武之意”。

乾隆帝宁可食言也要在瓮山、西湖重启宏大的新园工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里确实是北京西北郊山水条件最好的一块地方。乾隆初年，西北郊的皇家园林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是所有已建园林的自然地形条件都不如瓮山、西湖。畅春园和圆明园都建在平地上，水景很丰富，山景则以人工堆叠的土山为主，高度有限，无法与真正的山峦相比；香山静宜园完全是旱地园林，没有水；玉泉山静明园倒是山水兼具，可是水面比较小，难以形成壮观的江湖气魄。相比之下，惟有瓮山、西湖一带既有完整的山形，又有辽阔的湖面，西面的西山诸峰在其外围构成极好的远景层次，东面则距离皇室长期居住的圆明园很近，往来极其方便，堪称是整个西北郊地区无与伦比的最佳地段，所以乾隆帝后来写诗赞美道：“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显然他也很得意自己独具慧眼，发现了这处最富有秀色的湖山基地。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这块地方不像其他皇家园林那样已经经过前任皇帝的大规模建设，基本上还是一片处女地，可以完全由乾隆帝本人来主导策划，营造一个全新的皇家园林。

（本文摘自《北京颐和园》，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