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名教与自然之争，是魏晋时代的核心问题。从其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从调和、对立到统一的正、反、合三个过程。牟宗三认为：“自然与名教之冲突，以今语言之，即自由与道德之冲突。”道德是维系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范畴，它的本质就是君臣父子，要求人们各安其分，循名责实，这本来是有益于社会的。但是，汉末魏初名教大坏，纲常崩塌，哲学家王弼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以“无”为本体，建立了“名教本于自然”的体系。此后司马氏篡魏，借名教屠戮名士，士大夫乃激而不谈名教，甚至否定名教，以“自然”为本体，以放达自任，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人的个性自由，其表率就是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此后，裴頠著《崇有论》，乃是为了纠竹林名士、元康名士之偏，要弃“自然”而任“名教”，试图强化纲常伦理。直到玄学家郭象出现，才将名教与自然整合为一，以“有”为本体，建立了“名教即自然”的系统。

王澄、胡毋辅之等人，就是西晋元康年间承继竹林名士放达风气的狂放派。随着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西晋门阀世族政治、经济利益都得以强化，形成了追求享乐、奢侈腐化的不良社会风气，士大夫以清谈雅集为乐，主尚玄虚。贵游子弟则以狂放不羁为荣，或散发裸饮，对弄婢妾，沉溺于女色；或昼夜酣饮，任性不拘，以自鸣其高。

元康时期的中朝名士以王衍、乐广为首，有所谓“四友”、“八达”之说。王衍终日清谈，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士人无不仰慕，形成矜高浮诞的风气；乐广尤善谈论，析理简约，宅心仁厚，尤重名教。王澄与胡毋辅之，则是“四友”、“八达”的核心人物，自命为竹林名士的继承人，乃狂放派的代表。他们“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胡毋辅之的儿子酣醉后，常呼其父字，辅之也毫不介意。胡毋辅之有次正在酣饮，儿子看到了厉声喊道：“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意思说彦国，你年纪这么大了，可不敢喝这么多，这要是喝挂了，我就孤家寡人光屁股对东壁了。胡毋辅之听得哈哈大笑，叫儿子入席一同狂饮。又有一次，“八达”来了七位，计有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和阮孚，他们散发裸饮，喝得昏天黑地。最后一“达”光逸来晚了，他想推门进去，守门人不让，光逸就把外衣扯掉，将头伸到狗洞中狂吠。胡毋辅之惊叹道：“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赶紧把他喊了进来，继续不分昼夜的狂饮。

“八达”之狂放大率如此。他们仰慕竹林名士的放达，却没有七贤的怀抱与理想，所以只能东施效颦，徒具行迹。难怪乐广会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如此呢？”对此，东晋戴逵评论道：“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八达本无玄心，为狂放而狂放，不过是为自己的纵欲恣意找借口罢了。乐广所说的“名教中自有乐地”，可以说是“名教即自然”的先声。既然名教中就有自然的乐趣，又何必隐逸山林，甘老林泉呢？这相当于现代人说的“大隐隐于人海”。实际上是要为人找到安身立命的理论依据，将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