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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离骚问学余秋雨寻觅中华诗人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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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自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理想者的内心必然会有自大的成分,“不自大”的理想者,只是把“不自大”当做一个实现理想的亲民策略罢了。但是,屈原没有这种策略。
以上文字摘自《问学余秋雨》
我一直觉得,很多中国文学史家都从根子上把屈原的事情想岔了。
大家都在惋叹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坛上被排挤,抱怨楚国统治者对他的冷落。这些文学史家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深受君主重用,没有受到排挤,世界上还会有一个值得每一部中国文学史都辟出专章专节来恭敬叙述的屈原吗?
中国文化人总喜欢以政治来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他们不知道:一个吟者因冠冕而喑哑了歌声,才是真正值得惋叹的;一个诗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诗情,才是真正让人可惜的;一个天才因政务而陷入于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连文学史也失去了文学坐标,那就需要把惋叹、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直到今天,很多文学史论著作还喜欢把屈原说成是“爱国诗人”。这也就是把一个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学定位前面。“爱国”?屈原站在当时楚国的立场上反对秦国,是为了捍卫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权形式,当然合情合理,但是这里所谓的“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混淆概念。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国家”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统一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之中国”。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
寻常老百姓比他们好得多,每年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包粽子、划龙舟的时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当时被楚国侵略过的地方,还是把楚国灭亡的地方,都在纪念。当年的“国界”,早就被诗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那粽子,那龙舟,是献给诗人的。中国民众再慷慨,也不会把两千多年的虔诚,送给另一种人。
我很想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把屈原的作品用现代散文来作一番表述。躲过大量的古文障碍,躲过逐段逐句的严格程序,只是画一个粗略的轮廓,算是给普通祭祀者递一根拐杖。
那么,就从《 离骚 》着手试试看吧。
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出生在一个吉利的日子,父亲给我起了个好名。我既有天生的美质,又重视后天的修能,还喜欢把香草秋兰佩饰在身。
日月匆匆留不住,春去秋来不停步。我只见草木凋零,我只怕美人迟暮。何不趁着盛年远离污秽,何不改一改眼下的规矩?那就骑上骏马向前驰骋吧,我愿意率先开路。
我知道古代圣君总与众芳同在,我知道堂堂尧舜因为走了正道而一路畅达,狂乱的桀纣因为想走捷径而步履窘困。因此,我指九天为证,我平日忙忙碌碌地奔走先后,并不怕自身遭殃,只担心家国误入歧途。但是,我的好心不被理解,反而遭来了谗言和忿怒。
你不是早就约我在黄昏见面吗,为什么有了改变?我不是早就种下鲜花香草了吗,为什么也散出了异味?众人在比赛贪婪,心底都贮满嫉恨。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只怕直到老年,还来不及修名立身。
朝饮木兰的露水,夕餐秋菊的落英,只要相信内心的美好,又何妨饥饿憔悴?我总是长叹擦泪,哀伤着民生多艰。虽然从早到晚又被辱骂又被驱赶,我虽九死而未悔。
鹰雀不能合群,方圆不能重叠。我只恨没有看清道路,伫立良久决定返回。我让我的马在兰皋漫步,在椒丘休息,自己却换上了出发前的服装。我像过去一样以荷叶为衣,以芙蓉为裳,戴上高冠,佩上长剑,然后抬起头来观看四荒。我又有了缤纷的佩饰,我又闻到了阵阵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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