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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人喝酒，从日出喝到日落。
　　不论是装修华丽的高档酒店，还是依村傍路的乡野餐馆，都能够看到饮酒者的手舞足蹈和听到划拳打关的声嘶力竭。酒过三关，官者、文人、平民百姓间的差别，会在酒杯的一次次碰撞中缩小，醉言信语的滔滔不绝，还本了人性。
　　在雪域高原的贫瘠山乡，男人提着酒瓶子靠在土墙上晒太阳，边晒边喝，喝得熏醉后，便回家打老婆骂孩子；在牧区的小饭铺里，两个朋友划拳划到伸不直手指头，昏昏地竞把剔肉的藏刀捅进酒友的心脏；在“七品官”们的宴席上，喝得忘乎所以的下属一把揪开上司的衣领，把一瓶酒从领口一股脑地灌了个透心凉。1995年，兰州市的两位处长在下乡调查回来的路上，喷着酒气得意地说：“下面的人就喜欢咱们来，来了就得吃。今天的菜不算什么，明天去某某县，那儿的菜才够味”。甘南的一位号称“铁公鸡一毛不拔”的局长，半斤酒下肚后，胀着通红的脸，竟破天荒地掏出自己仅有的两张百元大票，对酒兄酒弟们说：“走，去歌厅，找几个小姐陪陪，我请客！”
　　这一切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欲知人间事，醒眼看醉人”。据说中国人一年喝的酒相当于西湖水那么多，这个比喻是否准确无从论证，但西北的一些县官们，每年用公款喝酒喝掉全县财政收入的例子，却不难找到。
    1995年，新疆首先提出禁止公款吃喝的惩罚条例，随后青海和甘肃省也对干部下基层的食宿标准和公款接待标准做出了严格规定。于是，大部分高档餐厅变得人客稀落，生意萧条。对于必需性的公款接待，也明确规定不许加酒水。但是，西北人的酒还戒不了，那些精明的官员们，把公款消费由餐馆搬到了家里，由城里转移到乡村。
　　电影《红高梁》中唱道：“喝了咱的酒，上天入地不犯愁，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充分展示了酒与西北人的关系。
　　高原的司机可以在颠簸起伏的山路上连续开24小时车，一口气在海拔4000米以上跑完900公里的山路，他除了凭借娴熟的技术外，靠得就是随身带的一瓶好酒。
　　被贫穷困扰的农牧民，喝尽一碗酒，便能够周身蒸腾，会在潦倒的边缘重新找到平衡，并在迷蒙中唤起自己的血气与方刚。西北人在醉酒中变得豪爽，又在瞑瞑的瞬间忘却了沉抑。酒给了西北人力量和勇气，也为他们寻觅到最好的摆脱烦忧的镇定剂。
    西北常常自嘲“贫穷与暴饮”是孪生兄弟，越穷越喝，越喝越穷。那么，假如有一天西北人不再暴饮，不再强人所难地劝酒，贫穷与落后就能发生改变吗？
    这些发生在10年前的事，我是亲眼目睹的。我相信西北也在变，今天的西部人仍然离不开酒，但酒文化一定会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而与时俱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