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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怎样形成的？

潘 城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许宏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4年3月

    《何以中国》一书从考古材料入手，以考古学家的角度，解读从神话到历史的进程，讲述早期中国的故事。

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蕴，无疑会更全面地澄清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中国”何以诞生。

    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河以东的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几乎与此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鉴于此，公元前2000年，是中原文明史乃至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陶寺的兴衰

在山西发现的陶寺文化大约存在了四百年。公元前2000年正值陶寺文化中晚期之交。

山西太行和黄河之间这块山河控戴、相对封闭的宝地上上演了一幕幕历史剧。首先就是陶寺。大范围吸纳，高度兴盛，但势力范围不出晋西南，甚至仅在临汾盆地，对外影响显然偏弱。真正对其礼乐内涵加以扬弃而发扬光大的，是在河之南、山之东的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这个王朝文明的系列。到了西周时期，晋国继承周文化的衣钵，虽盛极一时，但势力仍不出河东山西。逮至三家分晋、战国诸雄争雄，韩、赵、魏的都城无不迁出山西，定都于外围的河之南、山之东，然后成就跻身“七雄”的霸业。后来，又有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向洛阳的迁徙……

任何历史剧，都是在地理这一大舞台上上演的。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上述历史现象：“起于河东山西，成于河山之外”。山西这方神奇的黄土地，成为一波一波华夏文明潮的策源地。

在此前一千余年间，中原周边地区各支文化异彩纷呈的发展曾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等。但在陶寺文明消亡数百年直至与陶寺大体同时，这些区域文化相继盛极而衰。此后的二里头—二里岗时代，中原周边地区还存在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考古学文化。这些后续文化与此前高度发展的当地文化之间缺少密切的承继关系，甚至显现出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低落甚至倒退的迹象。东亚大陆王朝兴起前后这种大范围的文化起伏现象，或可称为“连续中的‘断裂’”。

就这样，公元前二千纪之初，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龙山时代过去了。陶寺，则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的顶峰和绝响，同时也昭示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二、嵩山的动向

人们常形容整个中国版图是一把坐西北朝东南的大座椅，座椅内山地高原和平原丘陵区的交界处，又形成了中原腹地这把小座椅。有学者称其为“嵩山文化圈”。这样的生态环境边缘地带，也正是文化板块的碰撞交汇处。高度发达的文明，往往就是这种碰撞交汇的结晶。最早的“中国”也就诞生在这里。

贪欲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动力，但贪欲也使社会分裂，走向野蛮，最终面临全社会同归于尽的危险。社会发展只有动力不行，正如汽车，有发动机还要有方向盘和刹车，否则车毁人亡。而王权、国家就是贪欲的制衡器。“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语），国家出现的进步意义在于，当氏族制度驾驭不了日益强大的野蛮、贪欲这一动力时，社会呼唤一个最硬的拳头，使社会得以有轴心地正常运转，走向秩序。国家应运而生。

在中原，各个社会集团因贪欲而导致的争斗与动荡，最终也以一个“最硬的拳头”的出现而接近尾声。

三、如何定义最早的国家

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国家吗？这应当是个最基本的问题，但却是充满争议，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考古学无法像社会学和人类学那样，能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群中去，观察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观了解他们的社会。考古只能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来探究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文明”了吗？他们生活在“国家”社会吗？

作者把陶寺称为“国”，倾向于它已是东亚大陆众多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其后的二里头国家，则较其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也只是到了那时才出现。

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教授的观点是：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中，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

四、中原与中国

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和中国社科院陈星灿研究员有精辟的分析：洛阳盆地是一个相对封闭且肥沃的冲击盆地，能够养活密集的人口，也有利于军事防卫，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自然资源。修建宫庙需要大量的木材，制造石器需要石料，铸造青铜器需要铜、锡和铅以及用作燃料的木炭，维持本地区人民生存必须有食盐等等，所有这些资源都难以在二里头周围的冲积平原发现，但是却可以在周围地区半径为20~200公里的范围内获得。

城市中心的发展显然需要这些重要资源不断地向都城运输。河南“二里头”文明处于通向周围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的中心位置，从这里可以沟通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许多次级中心或据点大概就是为了保证这些资源的开发和运输而形成的。因此，资源的空间分布、主要交通路线和次级地区中心的设置，对于我们理解早期国家控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学界近年常用的“早期国家”的概念，能否完全诠释以二里头为开端的中原王朝崛起与东亚的意义？以王都为顶端的如此巨大、复杂的社会，能否称为单一的“国家”？古文字学家早已指出早期王朝的地域统治并非稳定不变，周边政治集团时服时叛，那么当时的社会模式究竟如何？

日本学者黄川田修博士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从二里头到春秋时代以王都为顶端的早期王朝社会统治结构的三个特点：一、“早期王朝”绝非单一的国家。它是由无数的诸侯国构成的“国家联盟”，应总称为“国家群”。王室与各地诸侯均有自己的国家，而各地诸侯所统治的社会对于王室相对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二、各国家的聚落群都可见一定的阶层结构，即“大族邑—小族邑—属邑”，总体上构成“邑制国家”。三、早期王朝并非如战国时代出现的那样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社会。

早期王朝在统御各诸侯之际，可用的政治手段以宗教仪式为主，而二里头文化期形成的“礼乐文化”在该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殷）、周以及传说中的夏，都是以礼乐作为纽带由邑制国家群组成的共同体”。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在英文版《西周史》一书中，曾将西周王朝及其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分封的诸侯群总称为“周系国家群”，但后来的中文版做了改订，把每个国家都称为“华夏国家”。黄川田修采用许氏之说并加以修正，将二里头时代至春秋时代在黄河中游及周围形成的共同体称为“华夏系统国家群”。

中国社科院王震中研究员则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王国，属于‘国上之国’，王国与邦国代表了当时国家类型的两种形态，而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特殊性之一也就在于中央王国与诸地域的邦国所存在的这种特殊关系”。认清这种关系，“不但有助于对当时国家概念的多层次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国家结构特殊性的认识”。

如是，以“国上之国”为核心的“华夏系统国家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圈—华夏文明圈。

五、软实力催生“中国”

无论二里头属何种国家类型，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周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显然，更大范围的这种文化的传播，不是靠军事推进和暴力输出，而是凭借其软实力的巨大张力。

从空间分布上，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进入二里头时代，第二部分“嵩山的动向”中所述起源于海岱地区的玉璋，有以二里头都邑作为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代传播，直至越南北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变形兽面纹铜牌饰，一般认为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肃天水，也采集到了一件兽面纹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相类。这些都应是当地的土著文化，选择性的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因素的结果。

公元前第二千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成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国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迫使各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自身，并以这些成果“赐予”、传播至周围地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

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中国”，由此起步。

书评：国家与家国

《何以中国》是一本以考古手段追寻中国人家国本源的书。这本书并不厚，却凛凛有金石之气。作者以考古学的严谨态度，深入浅出、平实准确的语言，考古与历史推演并进的结构，详实、丰富的图案与照片，向我们徐徐铺开了一幅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距今4000多年前，中原地区国家刚刚开始形成时的壮丽图景。

最近，央视一套正在播一档真人秀纪录片《客从何处来》，易中天、马未都、陈冲等名人，如同福尔摩斯断案般追寻着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这个题目用的妙，取的是贺知章《回乡偶书》的诗意，“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仔细想想，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是客，“反认他像是故乡”。这是在提醒每一位中国人，是该认真、精确的认识自己的家和国了。

我们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渴望了解“我从哪里来？”的愿望就越是迫切。“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著”。这是这本书，或者说考古学的精神带给我们的一种收获。

《何以中国》讲的是最早中国诞生的故事。它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蕴，无疑会更全面的澄清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中国”何以诞生。

作为对一个国家的诞生，这是一部非常严格、理性的作品。但我还是从冷冰冰的“国家”中读出了热烈的“家国”。

中国人的国家构建是由家开始的。家庭、家族、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反映的正是家与国之间的这种同质关系。

当我们从书中或博物馆看到龙山文化的玉器与彩陶，商周的青铜器——这些早期国家的重器与象征——它们又何尝不是与那抱石投江的屈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岳飞、“沛乎塞苍冥”的文天祥、“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一脉相承着呢！我想这就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概念之上形成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精神有灵魂的家国情怀。那是超越个人情感的，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固有传统。

“家国”二字，在中国人心中重逾千均，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未有我之先，家国已在焉；没有我之后，家国仍永存。千年积淀，华夏传承，家国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生命之核。如此，精神有了归宿，生命乃有意义，短暂而有限的生命，就此融入了一种深沉的无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