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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作为中国唯一针对2岁以下婴幼儿的肺炎结合疫苗——“沛儿”的供应商，辉瑞中国宣布暂停该疫苗在中国的业务：不再继续供货，半年多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现该疫苗断档的状况。“沛儿”断档，而同规格的国产疫苗与“沛儿”的替代品相比遥遥无期。数千万2岁以下中国儿童失去了本来拥有的选择最佳免疫注射计划的机会，这种情况或将持续数年（财经杂志12月21日报道）。
   扶持国产疫苗，避免国外婴幼儿肺炎结合疫苗形成市场垄断，这一看似美好的想法，其基本前提是不能拿数千万婴幼儿做“实验”。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坐等国产疫苗的缓慢研究过程，但那些嗷嗷待打疫苗的婴幼儿等不得，眼看着孩子可能陷入病痛折磨而心急如焚的家长们等不起。
  食药监部门扶持国产疫苗，很可能陷入到“父爱主义”——围绕家长主义的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议至少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关于它有两个著名的例子。第一，1698年，洛克警示人们不要将“父权”与“权力”混淆。第二，康德同样警告，“如果一个政府建立的原则是对人们的仁慈，像父亲对他的孩子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它是家长主义式的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能被人想象出来的最坏的政府。”
   父爱主义看似出发点是善意的——就如对于国产婴幼儿肺炎结合疫苗的扶持，可以打破国外疫苗在我国市场上的主导位置，但结果却可能与决策者初衷背道而驰。如今，国产疫苗的问世还有较为漫长的等待期，但数千万婴幼儿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却已刻不容缓，成为必须加以解决的难题。
   家长们的意愿很简单，只要婴幼儿肺炎结合疫苗能预防疾病，让孩子免除威胁，无论它是进口还是姓国产都无关紧要。可是，食药监部门的“父爱主义”泛滥，却让家长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人为阻断了现有唯一可用疫苗与民众的联系纽带，同时也导致了市场失灵，本来可通过市场调配而充分提供的疫苗，出现了供应荒，甚至导致了辉瑞中国相关部门的被裁撤，供需方利益受损的双输结果就此出现。
   这其实就是在限制自由，既限制了公众对于疫苗的选择和消费自由，又限制了疫苗基于市场规律的流动和产销自由，如果食药监部门继续抱着所谓的父爱主义坚持下去，就会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扶持国产疫苗不能拿婴幼儿“实验”，孩子们不是小白鼠，市场也不是实验室，可以任由少数决策者用自己的想法去控制。扶持国产疫苗，可以通过政策扶持，鼓励更多国内企业参与研发和制造，但同时要制定统一的竞争起跑线，无论国产与否，所有婴幼儿肺炎结合疫苗都接受严格的标准化检验，达标方能放行。同时，疫苗上市后也只能根据市场反馈来优胜劣汰，相关部门不能干预，否则就会招致更猛烈的市场反弹。
   疫苗明明有，家长和婴幼儿却得不到，如此悖论现象不能持续下去。食药监部门必须想明白一件事：为民众提供优质可靠的疫苗是职责所在，否则就是渎职不作为。食药监部门的沉默无法换来责任豁免，请不要在对市场和民众的双重伤害中，继续拿“扶持国产疫苗”作为借口，而漠视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负效应。在国产疫苗和婴幼儿生命健康面前，孰轻孰重绝非两难选择题。

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