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售假说明“大环境太假”

   佛山市南海区警方通报,南海警方成功打掉一个涉嫌销售假冒品牌服装的犯罪团伙,从该团伙的三个仓库,查获假冒品牌衣物10万余件,涉案价值超5000万元。而令人称奇的是，团伙头目张某雷原来在某打假公司工作,在工作中看到别人制假售假来钱快,于是就从今年开始自己投身售假（新快报10月12日报道）。
    职业打假人改行售假，当然是他作为个体的堕落，而这样的“转型”，恐怕比一般售假者对社会危害更大。毕竟职业打假人往往掌握了更多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如果反过来运用于售假，包括在如何做好假冒伪劣产品的伪装、避免被他人发现等方面“以毒攻毒”，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职业打假人改行售假，看似是个案，但背后也隐藏着某种大环境不够良性所带来的劣胜优汰必然性。这位职业打假人，在之前打假生涯中的回报，远远比不上售假带来的暴利，恐怕是其人生转变的最大诱因。
   打假，需要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去发掘，调查，摸底，搜集各种证据，还要与售假分子斗智斗勇，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可想而知。可换来的收益能有多少呢？“假一赔二”、“假一赔三”看似很理想，但如果将之前付出纳入进去，恐怕就没有多少收益，甚至可能亏本。
   虽然新消法已经规定了“假一赔十”，但纸面上的美好维权预期，与实际生活中的索赔结果距离到底有多远，恐怕这些冲在一线的职业打假者最清楚。
   更令职业打假者感觉到付出收益不成正比的，除了大量先期成本投入，与售假者周旋外，部分地方监管机构对于职业打假的不认可，不宽容，也是让职业打假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之前，著名的职业打假者王海，就成感慨打假太难，索赔何其不易。甚至曾有过地方执法机构，认为王海所代表的职业打假是一种投机，不被鼓励甚至屡屡判其败诉。
   如果执法机关对于常态化的制假售价睁一眼闭一眼，而对于职业打假却总是陷入唯动机论、认为职业打假就是为了赚钱，将其置于道德大棒与行政干预的双重打压，职业打假就不是前景光明的职业，王海们就会越来越少，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制假售假者越来越猖狂，乃至出现职业打假者从猫变老鼠的反向示范。
   职业打假应当被鼓励，尤其是在当下制假售假现象依然严重、政府有限监管资源疲于应付的情势下，职业打假一来可以弥补政府打假力量的不足，成为有效补充。二来客观上对制假售假形成了第三方监督，让其付出更多违法成本。
   其实，政府对于职业打假不仅要鼓励，而且要在法律上设置更多激发民间打假力量成长的相应环境。比如，就如同民间有反扒队一样，能否适当鼓励成立职业打假联盟，组团起来打假？比如，在公益诉讼、集体诉讼上逐步立法完善，让职业打假者可以像律师一样，接受普通公民委托，对某类制假售价侵犯公众利益的现象举证并加以诉讼，同时法院支持其获得惩罚性赔偿，让公众维权、职业打假获得应有的权益保障和制度激励，而对制假售假者形成如此做就会倾家荡产的心理威慑。
   可惜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内相关立法及执法的制度保障，都距离全民打假的理想实现相去甚远，于是乎就出现了职业打假人干脆改行售假的怪事。
   职业打假人售假，让公众很受伤，伤心的不是一个曾经的打假勇士的堕落，而是我们至今没有拥有让王海们获得尊荣与合理回报的打假环境。
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