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拆迁队”不能绕开的两个问题
  12月27日，河南南阳公布“艾滋病拆迁队”调查结果：幕后黑手为开发商南阳市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雇佣社会人员刘某某组成所谓拆迁办公室，之后刘某某组织6名艾滋病患者组成“艾滋病拆迁队”，目前，5名嫌疑人被控制，多位官员被处理（新华网12月27日报道）。
  虽然这是当地的官方结论,然而其是否能服众依然存疑。就在同一天，据媒体报道,“艾滋病拆迁队”十多年前在当地就已出现(都市快报12月27日报道) 。因此可以说，“艾滋病拆迁队”事件到目前为止，呈现给公众的依然是一团迷雾：“艾滋病拆迁队”究竟与当地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利益瓜葛？“艾滋病拆迁队”横行已经有相当长的时期，在当地可谓公开的秘密，民众是为何对此噤若寒蝉？制造“艾滋病拆迁队”的究竟是什么人，有胆量采取如此恶劣的逼迁手段？
   尽管当地对于围绕在“艾滋病拆迁队”身上的诸多谜团，在结论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但是，这并不妨碍多家媒体的持续深挖，而更多的内幕与真相，也随着媒体报道逐渐被打捞出来，初步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事实拼图。
    据新京报调查，参与“艾滋病拆迁队”的艾滋病患者，是通过所谓“熟人”介绍，而参与者是见不到这些生意背后的“大金主”的。“金主”不直接出面，由“喽啰”找人，酬金也通过“喽啰”支付。这种看似松散的组织结构，其实有着隐秘的主导链条。也就是由所谓“金主”、“喽啰”、艾滋病参与者构成的三个层级，共同推动着“艾滋病拆迁队”的人员吸收、分工合作、参与逼迁，最终分享逼迁所产生的收益。
    那么，这些负责向艾滋病参与者支付酬金的“喽啰”，以及背后更见不得光、却又控制了一切的“金主”，到底是什么人？显然需要相关机关的继续调查，而作为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又应当为此承担什么样的问责？也不能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期待当地有关部门采取更为有力的行动，彻底查清问题，严惩责任人。
    对于相关责任人的问责，一方面让法律不至于成为“艾滋病拆迁队”的旁观者，另一方面则是避免类似事件再度重演，也是对各种显性或隐形暴力拆迁行为的严正警告，绝不能容忍类似行为继续侵犯民众合法权益。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艾滋病拆迁队”的另一面，那就是为何有艾滋病患者会参与其中？综合包括本报在内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成为其中一份子的艾滋病患者，是迫于无奈才作此选择。根据河南省民政厅2012年发布的消息，河南省从当年开始，将艾滋病患者生活定量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20元提高到200元，目的是缓解艾滋病患者群体生活困难。由此可见，艾滋病患者长期面临着补助微薄、生活拮据的困境。尽管国家的防艾宣传中，已经多次提出人们要建立对艾滋病的正确认知，不要陷入过度恐艾的非理性情绪中。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艾滋病患者依然被无形的墙所围困，周遭充满了误解甚至歧视。他们无从像正常人一样求职，也就难以形成自我救济能力。在无可奈何下，部分艾滋病患者为了一点钱而参加“艾滋病拆迁队”，是可以想见的结果。
   这恐怕是“艾滋病拆迁队”个案背后更深层、更值得各界去反思和探讨的沉重命题。让艾滋病患者重归社会、获得一份权利和尊严，需要从纸上的明文规定，真切转换为他们可感知、可享有的日常生活一部分。这也就是政府未来应当去推动的，如加大宣传力度，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误读，借鉴残疾人就业模式，通过政策激励、刚性规定，促使更多企业和机构吸纳艾滋病患者，以及艾滋病患者的自主创业，从而解决艾滋病患者生存之困。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艾滋病患者和被逼拆迁民众，同为弱势群体，用非法手段逼迫两者相互伤害，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各个相关部门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消除其带来的恶果，从根本上杜绝“艾滋病拆迁队”再度出现。
毕舸
 (12月27日新京报特约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