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官员复出的“两个舆论场”对立
   被免职官员复出近年来一直是社会聚焦的敏感话题。近日，有媒体历数近年来官员复出现象，梳理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半数也获相同“待遇”（新京报8月12日报道）。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
   官员复出并不是全然“无理”而是有凭有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不少地方重新启用被免职官员也就是依据此规定。但是，民间舆论场显然对此不能认同，各种猜测、不满甚至更为激烈的情绪表达，正在造成容易被人忽视的隐忧，那就是官员复出现象背后的“两个舆论场”对立。
  自从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提出“两个舆论场”之后，这一概念已经普遍被官方和民间所接受。而南振中提出，要寻求两个舆论场的“最大公约数”，更是成为近年来热议的话题。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越来越意识到，“两个舆论场”长期处于人为分裂状态，只会造成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大打折扣，更会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严重受损。公众在对官方政策产生排斥心理后，也必然会日渐远离公共决策的参与过程，反而进一步阻碍了其合法权利的行使。“两个舆论场”只会造成官方和民间的彼此孤立，带来双输结局。
   应当说，各地政府对于打通两个舆论场的重要性已经有了相当认识，也相继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新闻发言人、“官微”以及官网的普遍推行等举措。但是，在官员复出现象中，公众舆论却没有接收到官方有关打通两个舆论场的行动诚意。对于官员复出，往往没有及时的公布其复出原因，让民众了解官员何以将功赎过，以及在被免职期间取得了什么样的工作业绩，从而获得上级部门认可，并给予其复出机会。
   官员复出的原因晦涩不明，掌握官员复出话语权的相关部门又不肯给出任何说明，也许部分复出官员确实做出了成绩，也得到了官方舆论场的认可，因此获得了复出机会。但是，相关信息没有传递到民间舆论场，民众可能会感觉是否因自身的草根性而被蔑视，更因为官方始终缄默而怀疑其藏有更深层次的灰色因素，众声喧哗的民间舆论场因此发声更为高分贝。而始终拒绝回应的官方舆论场一次又一次地错过良性互动的机会，最终形成了两个舆论场的鲜明对比，民间舆论场已经逼近质疑沸点，官方舆论场则处于更为被动的境地。
   官员复出的“两个舆论场”对立，在没有任何交集中扩散着矛盾，民间舆论场的涓涓细流，最终因为不被重视而成奔腾的大江大河，所谓的谣言也随之而来。地方政府舆论场不应有的迟钝、麻木乃至不愿直面民间舆论场，又连带捆绑了政府在相关议题设置、议程引导上影响力的直线下降，哪怕到了后期，地方政府开始着手于官方舆论场的危机公关，试图重新修复两个舆论场的通道，已经关上大门的民间舆论场恐怕也不再提供相应的平台。尤其是在目前官员管理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类似于被免职官员火线复出的现象，正陷入两个舆论场被割裂后的公信危机中，进而影响到政府法治大局。
    官员复出的“两个舆论场”对立，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每一个复出的官员都无从自证清白而被有罪推定，每一次官员复出的决定都可能会被公众舆论带着“有色眼镜”围观，官员的个体形象、政府的社会公信力都在一点一滴地流失，这需要政府对此重新审视其带来的多重危害性，从制度规范上予以正本清源。让复出官员在公众舆论面前走几步，告知其为何复出的原因，天塌不下来。
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