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感动

郑彦英

省委宣传部通知我到上海开会，地点是上海静安区文艺宾馆，我就想，是不是1983年的文艺会堂呢？

那时候我很年轻，在河南省委工作，每天晚上在家里爬格子，投往一个个编辑部，能接到某个编辑部一个编辑的回信，我就很高兴，作品如果能发表，更是喜出望外。

1983年初夏，我接到了《萌芽》编辑部编辑魏威先生的信，让我来上海改稿子。能到编辑部去改稿子，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有喜从天降的感觉。我匆匆请了假，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火车到上海站后，《萌芽》编辑部专门派了一个人去接我，然后坐公共汽车到了文艺会堂，安排我住在会堂一间朝北的房间后，我们去了会堂院子西边一个小阁楼里的编辑部。

当时的萌芽，在全国影响很大，但是办公的地方很小，主编曹杨，副主编俞天白分别和我在很狭小的地方谈了他们对我的稿子的看法，编辑魏威谈得更是仔细，我至今还记得曹杨和善的笑容和对小说清晰的见解，俞天白带有太浓重的家乡口音，我几乎没听懂他的一句话，但我感到了他的热情和对我的稿子的认真，谈完以后，魏威再把俞天白的意见翻译给我听。我当时想，在文学界，我是一个无名小卒，他们却如此看重我，如此用心地扶持我，我只有好好的改稿子，报答他们的关心。但是我没想到，我下的劲儿越大，改得远远地离开了原来他们喜欢的内容和风格，他们又认真地跟我谈，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三天，才改得大家都满意了。决定发稿。编辑部给我买了回程的火车票，主编、副主编和编辑都很认真地跟我谈了话，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我看着他们的脸，想到了园丁两个字，也想到了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古句。

我当时改的短篇小说叫《秦川雨》，获得当年萌芽奖，第二年，我的中篇小说太阳在《萌芽》发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叫《秦川情》，代表我国第一次参加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全国文学界真正认识我，应该是从萌芽开始的。

所以我在奔往上海的途中，萌芽编辑部的小阁楼，文艺会堂的样子还历历在目。我想，文艺宾馆如果不是文艺会堂，我就去文艺会堂拜访，特别要看看对我有恩的几位老师，看看那个小阁楼。

今天到宾馆报到后，我问前台服务员：“这儿是不是原来的文艺会堂？”她点点头说：“是”。我的一下子高兴了，到房间放下行李，就下楼去寻找那个小阁楼，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向院子里指挥车辆停放的人员打听，他们说萌芽编辑部早搬走了，文艺会堂也于1992年重新翻盖，变成了上海文艺活动中心，我问萌芽编辑部搬到哪儿了，他摇摇头说不知道。这让我很失落，但是站在细雨里，看着新盖成的上海文艺活动中心，还真是比过去的气魄，再看宾馆，也是高大的形象，更有外面的延安高架桥，让我充分感受到了现代都市的味道。因为我1983年来上海的时候，交通十分拥挤，人们都是坐公共汽车上班的，编辑部的人需要起来很早，挤车上班。

听说虽然建了许多高架桥，上海交通依然拥堵，但我想，如果不建，上海的交通就死了。我相信上海会一天比一天好，因为这里居住着我的老师曹杨、俞天白、魏威，住着和他们一样认真对待工作和生活的人。

但是，我还是喜欢1983年的文艺会堂，喜欢《萌芽》编辑部的小阁楼，因为那里，寄托着我的情感。

27年了，27年前的感动今天又一次重温，像一个U字，两个感动在U字的两端，中间沉下去的27年，我在忙着自己的日子，很少想起这里，这让我感到惭愧，但是我又想，如果把27年前的感动每天重温一回，感动就会变成负担，并且由于不断感动，也就没有感动了。

我在房间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窗外就是车水马龙的高架桥，有声音传进来，很小，晚上应该能睡好，因为27年前，我在这里一个干净的房间里睡得很少，原因是，我的心被稿子撑得睡不着。

2010-3-24于上海文艺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