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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瘸子,我爹是个哑巴,我娘是个瞎子。”
后来在网易小说沼泽看到一个叫筱筱一只鱼的女孩儿的跟帖,她说她也是残疾人,但在《残疾人宣言》里“找不到同感”,所以她给蜘蛛看了自己以前写的另一个贴子,告诉他那才是“一个真正残疾人的内心感受”。
小鱼儿和她的贴子让我想起了一个东北女孩,她也拄着拐杖,却是彻头彻尾是一个诗人,她和她的诗一样空灵隽秀,与她交往你根本不会想到“残疾”这两个字。由此我想:也许所有的“残疾”都该是隐性的,“残疾”是的产生也是双向的,有些所谓的“健全”人实质上是不折不扣的“残疾”人,有些人虽有身体缺陷,反倒相当健康、正常。(可是连小鱼儿也拿“正常人”与“残疾人”对应!)
八月十五那天夜里,我泡了一杯苦茶,重读《残疾人宣言》,茶越喝越淡,故事越读越苦,话语看似轻松,实则藏着沉痛,正如蜘蛛后来说:“没人知道我对这篇文章倾注了多少心血……在人类的头顶,我得让大家看到一个悲剧。”
的确,在《残疾人宣言》中,悲剧无处不在:“我”娘(养母)是一个先天的瞎子,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一个没有人要的女人;“我”爹(养父)是一个哑巴,一个掏大粪的,一个莫须有的流氓犯;“我”是一个先天的瘸子,一个私生子,一个弃儿……
他们带着各自的痛苦来到“柳营”,他们的不幸融合成了息息相通的幸福:“我”娘、“我”爹结婚了,虽然不能生育,却在垃圾堆里捡到了奄奄一息的“我”,三个苦命人组成了一个美好的家。
蜘蛛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平静祥和,于是又动手扼杀了刚刚孵化的梦:先是让“我”娘疯了(不知不觉!)、死了(车祸!),接着又让“我”的爱情受到致命的威胁(可恨那老丈人要拿闺女卖十万块钱!)……
照蜘蛛的说法,最后“本来是想让‘纸浆厂’倒闭,并且一场火灾使之化为灰烬。”然而有位叫昙花永现的女孩给他说,“此刻,我坐在轮椅上给你写信,”“我正在恋爱,祝福我吧!”“期待能看到一个圆满的结局,别太残酷。”于是他大受感动,把结局改了:柳营的残疾人拿出了他们所有的积蓄(甚至有人掰下了自己的金牙!),“我”终于和意中人成婚了。
难道这就是昙花永现所期望的圆满结局?
为此,蜘蛛曾颇为矫情地说:“文学不能改变社会。我的小说能让一个女孩感到高兴就足够了。”我却怀疑这是蜘蛛玩的障眼法,我不相信这是他临时改出的结局(他早已在前面埋下伏笔!),我也不相信这样的结局会让那个女孩子高兴:“我”和妻子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十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畸形的婴儿”!
这样的结局不比一场大火更残酷吗?
为佳说过:“《残》里面还包含了一层意识——对伦理道德的映射,乱伦的结局发人深省,只是话题太敏感我也不好单独列出来说。”不过我倒没看出它与什么伦理道德、乱伦有哪些瓜葛(无知无罪!),我只觉得哪怕是蜘蛛歪打正着,这样的结局也隐含了太多的密码,足以让人欲哭无泪。
在《残疾人宣言》中,我看到了太多的疏离:
“我”养母被父亲、兄嫂视为累赘,还把她硬塞给人贩子,流落异乡。陶婉(“我”生母)和戏子(“我”舅舅?)本是健全人,遇到火灾便自顾逃命,哪有半点儿兄妹之情?柳青(其实是“我”生父!)为了十万臭钱就把闺女许了他人,这就是做父亲伟大之处……
在我看来,正是这些人制造了“残疾”,强化了“残疾”,把“残疾”培养成了一种病!
为了逃避“疏离”,众多残疾人主动远离主流生活,纷纷汇聚到偏安于县城一隅的残疾人编织厂——“柳营”。
“这院子很孤独,仿佛与世隔绝……上帝并不住在这院里,但这里是天堂。”
“许多残疾人慕名而来,远远的看见了树,便看见了希望。这里并不遥远,一直在他们心里。除了这里,对那些饱受煎熬没有自由的人来说,任何地方都是地狱,根本用不着堕落。”
“一张张肮脏的,邪恶的,克己的,轻佻的,恐惧的,放荡的,阴沉的,憔悴的,扭曲的,呆板的,严肃的(脸?),个个饱经沧桑,他们在这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柳营是唯一能医治他痛苦的解药。残疾使他们一律平等。”
可以看出,蜘蛛在批判“疏离”的同时,也在努力颂扬一种“亲合”:这种亲合仅局限于柳营。
蜘蛛以残疾人在柳营的幸福生活表明:“‘柳营’一种寄托,是残疾人的世外桃源。”
但是柳营毕竟不是与世隔绝的人间天堂,与南关编厂(一帮健全人!)发生的械斗就是暴露了柳营的尴尬境地——即使划地为牢,它也切不断与外界的纠葛。
蜘蛛一再强调残疾人是一个弱势群体,是“一个阶层”,强调残疾人的痛苦,又悲天悯人地为他们虚构了一个乌托邦,似乎以此证实:健全人(和和他们的世界)是残疾人的地狱,残疾人只能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找到尊严和平等。这就是《残疾人宣言》?这就是残疾人的立场吗?
记得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收获》1996年第1期),也是写残疾人的:
王老炳(父亲)是瞎子,王家宽(儿子)是聋子,蔡玉珍(儿媳)是哑巴——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为了反抗村人的欺蒙(一个女人的肚子大了竟赖到王家宽身上!),他们选择了逃敝的方式,搬到了村外河对岸,不再与村人往来,可还是有躲不过的灾难(一天夜晚蔡玉珍又被人强奸了!),悲剧还在继续,他们的后代,一个不瞎不聋不哑的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就学来这样的歌谣:“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又聋又哑。”当他明白是这歌是骂自己时,又陷入了“语言”的压迫中,于是孩子变得沉默寡言了,跟瞎子聋子哑巴没什么两样。
东西说“无法沟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小说选刊》 1998年第4期)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人类的困境之一,有的是不自觉的有的是被迫的,这种人好象只是一个特例,殊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就这般生活着,活着就是一种假相。那么何处寻找真实?我们被什么蒙蔽了?是外在还是自己?曾见一雕塑,为“三不理猴”:一捂眼一捂耳一捂口,它们自觉地把自己封闭了。可见一个人即使是“健全”的,也不可避免地有与外界难以沟通的阻碍。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缺陷,人因此生活在原罪之中。
所以我总觉得蜘蛛过于激愤,有种要把残疾人和健全人对立起来的倾向。蜘蛛一边说文学已经边缘化,一边又要承载起济世救人的重任,写起来就不免空泛,应有悲剧性反倒让他的一些高谈阔论冲淡了。这哪里什么《残疾人宣言》,这分明是作者的一面之辞,蜘蛛动辄就“在人类的头顶”、“把人类扛在肩上”(他到底在人类的什么地方?),做出一种救世主状,未免太累了吧?
《没有语言的生活》让我看到了“健全”的可怕。《残疾人宣言》让我对“残疾”忧心忡忡。试想一下吧,假如残疾人只能寄希望于“柳营”,那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敢说,只要存在那样的地方,它本身就不健全的,整个社会也是不健全的。
也许蜘蛛会说,健全人和残疾人是两个阶层,二者永远无法相提并论。小说的结局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健全人和残疾人即使有媾合的可能,结果也悲剧。这倒让我突然想起上古神话中兄妹婚配的传说,汉画像中也有伏羲、女娲的交欢图。呜呵,这么说“乱伦”也有一个源头,这么说人类都是“乱伦”的产物?可见人类先天就携带着“畸形”的基因,谁也摆脱不了。
还是小鱼儿说的好:“我从来都不认为你残疾了你就有理由来怨天尤人!其实无奈和不公平无论对于残疾人也好正常人也好都是存在的,就因为你的残疾而相对而言显得明显而已,没什么好抱怨的,谁都活的不是那么容易啊!”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每个人来说,保持健康的心态才是首要的。
听说蜘蛛又在写《黑社会》。他说,“我要尝尝地狱里的苹果……大步走向黑暗,去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气概,但愿这次他不要变成了鬼回不来。
[①]蜘蛛,真名王黎伟,当时网名为蜘蛛1,山东济宁人,现为天涯舞文弄墨首席版主。出版《秦书》、《十宗罪》等长篇小说多部。《残疾人宣言》后改名《柳营》,正式发表于《时代文学》2009年9月上“山东青年小说家专辑”,责编赵月斌。
[②]贾宝贾玉,原名赵月斌,2001年—2003年曾为网易小说沼泽版主、故乡网小说沙龙等论坛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