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于《文艺报》2012年10月26日。本系命题作文，但因写得长，先行自裁了很多，但正式发出时又被裁去一些，尤其涉及批评某著名作家的文字几乎全被删除。现贴出这个自裁的版本以作参照。

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

——关于知识分子-作家

赵月斌

对中国作家来说，“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一无法推却的头衔。哪怕自觉力有不逮，也要全面继承这一老旧遗产，否则就似乎愧对人类，枉为作家。所以，被赋予神圣使命的作家就像被抬上神殿的泥塑，就算明知自己脑中无物，腹内空空，也要强打精神，接受众香客的顶礼膜拜。时间一长，便真的像炼就了金身，不由得神气活现威风凛凛起来。如此这般，“作家”也就远离了世俗烟火，成了位列仙班的大德高士。但年深日久，“假大空”的香火不再旺盛，“高大全”的标本跌下神坛，一度“居庙堂之高”的作家，失去了头顶的光环，重新归位“凡间”。可莲花宝座踞久成瘾，即使下了凡，一时也很难脱胎换骨，化成血肉丰满的“凡人”。而牵扯过这样一番夙缘，作家们也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转换角色或曰如何定位的问题。对于社会、官方来说，作家必然有其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而就作家自身而言，则需反躬自省，去伪存真——让凯撒的归凯撒，作家的归作家。

但说归说，做归做，我们的文学生态非但未见本质的改善，反而好像越来越糟。若从“平民意识”、“底层关怀”、“苦难叙事”、“贴着地面写作”之类很显亲民的文学观点来看，作家们倒像是放下了本就不值一提的“架子”，很有了些“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人间情怀。贾平凹先生就有一句嘴边的话：“我的情结始终在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他声称：要在生活的巨大泥淖里绽出精神的莲花来。可是从《高老庄》、《秦腔》、《高兴》、《古炉》一路下来，我们只看到泥淖越来越大，却不知莲花在何处盛开？凡此，市面上充斥着向生活看齐进而把生活看低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只剩下了粘粘乎乎的生活，以及生活的浑汤浑水。亦因此，在“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所谓现实，充其量只是一团浑浑噩噩的场景。

现实如此强大，文学却如此羸弱；现实扑面而来，作家却闭上眼睛。无法直面现实，无力抵达现实，恰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可悲的现实：越强调贴近现实就越是远离现实。面对那些以扶贫问苦、消炎止痛为主要功效过度繁殖的抚慰文学、保健文学，我们不得不问一问擅长撵着大伙儿享受苦难、学习微笑的作家阁下：您呢？您在哪儿呢？——您的心在哪儿呢？

作家只需用作品说话。但中国作家的作品即便写得山呼海啸、鸡飞狗跳，却常常没有声音。他们催眠，他们假寐，他们和大家一起打着微鼾假装瞌睡。他们不会唤醒，不会救护，只会用芜杂混乱的枝蔓把你缠住，用无底深渊的所谓生活把你淹没。昏昏欲睡的枝节是他们的暗器，今夕何夕的生存是他们的无底洞。他们所宣示的“平民意识”和一种投名状并无二致，反而更有上下通吃、左右逢源的兼收并蓄，可以确保其个人才（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用这种“意识”武装起来的写作者表面强悍著名，内心却逼仄促狭。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喜好卖乖讨好，不翻白眼，不犯忌讳，自觉清洗肠道，满肚子正合时宜。

疲软、谄媚、没有主心骨、只求功名利禄，以往为作家所不齿共愤的，现在却成了造就作家的“成功”的法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他们成了无处挂单的和尚，虽还披着袈裟充“半仙”，却早已纷纷蓄发还俗，既无力度人，也无以自度。贾平凹说过：“作家实在是一种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把活儿做好是作家基本的职业素养和技能，但无论技术多么高妙，也还只是一个“手艺人”，一个码字匠。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还必须迈出关键的一步——具备精神的向度。然而，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最吊诡而又残酷的处境是：肉身尚存，灵魂出离，精神业已化为乌有——作家已死。

衡量一个写作者是否堪称真正的作家，除了会写作，能发表，应该还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他的精神质地：他的所思，他的所为，尤其是作品中做出的“英雄式的努力”。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知识分子”——这个据说在这个大家乐此不疲享受平庸的时代里，越来越有贬义色彩的词语。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的两个必要特色。”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公开场合”，还曾使用了“作家-知识分子”的表述方式。在这里借用他的说法，把“作家-知识分子”调换一下顺序，用“知识分子-作家”来界定我心目中理想的作家角色。身为“知识分子-作家”，重要的是他的立场、态度及其具体表现。所谓“善用语言，以语言介入”对作家来说应该就是一种本能，一种本分。因而，萨义德看重的是作家的业余——他们直接介入文学之外的“公共领域”，进而以实际行动“干预社会”；身为“知识分子-作家”，就不再等同于凡夫俗子，而是以文学立命的知识分子：他的为人要有知识分子气度，他的写作要有知识分子立场。他的人格、才识、见地都应不同凡响，掷地有声。

有人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来的那批作家中，以贾平凹最具传统文人气质。可我觉得，这个文人有“气”是一定的，“质”则未必。贾平凹说“作家又称闲人”，他这个闲人除了写作，还善玩书画古玩，喜欢谈玄弄禅，好以苏轼自况，如此等等。林贤治称之为“名士化”，并指出：一个名士化的人，却还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显然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也就不可能具有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不可能像苏东坡那样关心民瘼，傲岸不阿。贾平凹一边说：任何艺术，其成就的高低最终取决于“作品后边的人”。一边又很明白地说，自己的孱弱是胸腔太窄、眼睛太小，不足是灵魂的能量还不大，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看起来，貌似很有自知之明，很知道量力而行。但是，他还有一个推己及人的结论：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我不知他的“这个年代的作家”范围有多大，是不是以他本人为标高，作家之大如贾平凹者尚且如此，普天之下恐怕再难找出堪称“大精神、大技巧”的作家了。照他的说法，中国作家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孱弱下去，完全不必在意写出的只是内分泌。

鲁迅曾写过《论睁了眼看》：“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八十年后，此话放在贾平凹等作家身上仍是一针见血。他们看起来也站在鸡蛋一边，却从未打算以孵击石，遑论去战胜太高、太硬、太冷酷的高墙。而之所以选择鸡蛋，只为了表示“政治正确”，甚而为了借着鸡蛋的抬举，爬到高墙上面。有趣的是，贾平凹也写过《世界需要我睁大眼睛》，但若只是“出外好奇看世事，晚回静夜乱读书”，这样的作家，不管眼睛睁得多大，也不会去正视任何真相，这眼睛睁得大小也无所谓。他们要说，就说：这就是生活。他们要写，就写：生活就是这样。他们要思考，就思考：人生大抵如此。他们只是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搅和在一片混沌中。

写作《废都》时，贾平凹尚要安妥灵魂，后来，灵魂似乎已经安妥好了，只余忘我下力做自己的手艺。这手艺可能就像他多次写过的拿石头把屎砸飞一样，其最佳境界就是看它溅得有多远，脏的面积有多大，被人踩到的概率有多高。假如一个作家的写作只是这样一门“手艺”，他的所谓“丰厚、独特”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作家是手艺人——北岛也这样认为——但作家也是知识分子，“这一双重身份是写作的动力”。作家的手艺并非出之于手，而是源自于心。心里盛了些什么，作品就投映出什么。布鲁姆说过：“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所谓“内在性的深度”，也许就是一颗纯净、勇敢且坚强的心，当心里有了信靠，才可能有省察，有持守，有担当，从而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余华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一首诗：“可能吗，我，雅可布－阿尔曼苏尔的一个臣民，/会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死去？”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平等的诗，诗里的“我”——一个普通臣民，要求的是美好而有尊严的死亡。我觉得还可理解为一种生命的维度，作为一个作家、诗人，如果可能，就要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活着。人类之所以创造文学，之所以写诗，不就是为了驱赶这尘世的浊晦，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灵飞扬在冗贱的生活之上么？所以，我还是喜欢骨子里有血性、精神上不失高贵的作家，他们生如亚里士多德，死亦如带刺的玫瑰。

2012.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