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宾：王宗坤  作家

嘉宾：赵月斌  青年评论家 

主持人：王树军 《泰山》杂志责任编辑

       王宗坤,生于1969年,山东泰安人。有过短暂的乡村教员经历,后长期在媒体工作,历任记者,编辑,新闻部主任，2007年起专事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一部,中短篇小说三十余部(篇)。长篇小说《向上向下》获山东省"五一文化奖"一等奖。中、短篇小说《采访范小叶》《在黑暗中握手》《红尘有爱》《多雨之秋》《在暧昧中挣扎》等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多种报刊和选本选载。

王树军：您最近的中篇小说《我是好人》在《长江文艺》发表后，《小说选刊》第十一期《佳作搜索》栏目中介绍这是一篇颇有意味的小说。我知道您也是个好人（笑），那请您谈谈对这篇小说的理解和创作体验？

王宗坤：起初这只是一个有关戒指的故事，想通过一枚戒指的得失来反映现代人之间的猜疑与恐慌，继而来揭穿某些所谓城市人的虚伪与脆弱。但随着初中生张瑞的出现，我发现自己在这篇作品中所表达的东西是在做一种徒劳的复制。再返回头来重新考量张宝祥这个人物的时候，发现在他身上涌动着许多人性最初的那种美好，如果说“知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米兰昆德拉语）那么发现就是小说的重要使命。戒指在这篇作品中不应该被当成一个故事伸展的道具，而应该退化为一种符号，或者是一种人性的测试纸，它应该让张宝祥那种潜行在水下的美好显现出来，找回属于一个人的尊严；找回属于一个父亲的尊严。实际上在写这部作品后半部分的时候我脑海中一直在反复出现“尊严”这个词，在我的理解中尊严无疑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驱动力。至此这个故事就演变成了一个有关尊严的故事，这个作品的文学现实意义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几年我尤其在意文学的“现实意义”，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有用”与“有趣”的问题，而应该是一种文学立场进而会影响文学本质的问题。随着年岁的增长以及对文学的了解，我现在认为作家（我不敢妄称自己为作家这里说的是概念化的作家）的使命就是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就是要用真情和同情的目光来看待世界。 

赵月斌：宗坤兄的小说我读过不少，感觉他一直处在上升状态。有的写作者写着写着就没后劲了，他则是越写越来“劲”，或许这正与他所说的“使命”有关吧。一个小说家不应单纯地塑造某种人物形象，更应通过文字塑造一种精神，这样才有可能让文学深入到我们内心深处，让我们活出点人样来。当然文学未必就是“展示高尚”，但宗坤兄提出的“用真情和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确是一个作家应有的修养。我们看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品，其核心基本离不开对真善美的诉求，它的精神向度一定是朝着理想、崇高的一面。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必要追求诗意、梦想，它必要与物欲、流俗相抗衡，它不单要给我们以美好的人性，还要让我们感知似有还无的神性。也就是说，伟大作品应该是在我们心灵中架起的天梯，即使它无法带来什么，无法兑现什么，但至少它承载了无限的可能性，它让人类的视域更宽广。我曾说过，有些作家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十分认可那种没有尊严、没有光亮的生活，而且通过他的作品去玩味、附庸这种生活，他不是让人更像人，而是教人越来越像猪。目前这样的猪圈文学太多了，无耻、肮脏、堕落、邪恶都似乎大有市场，甚至变得“正常”、“可爱”，令人追捧、艳羡，这样的“文学”，只是往人们心里填充各种激素、添加剂罢了。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宗坤兄的小说更有其难能可贵的“现实意义”，像《红袖》、《我是好人》、《普通话》等小说，其实都是在描画已然稀缺的“美丽心灵”，他要照亮的恰是一个人身上所应有的最朴素、最根本的“美好”的一面。就像我为《红袖》写的评论所说的那样，宗坤兄的小说可以让我们相信：人类并不缺少天使的基因，重要的是你心里有没有天使的位置。

王树军：您的中篇小说《普通话》在《清明》发表后，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九期转载，我记得该刊关于这篇小说这样说到：在理想一步步向现实妥协的当下，仍然有人在做最后的坚守。您是坚守者之一吗？同时，您又是怎么看待坚守文学立场这个话题的？

王宗坤：先谈坚守吧，这里指的坚守是一种社会精神，也是一种社会的道德与良心。在目前拜金主义横行的这个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坚守者。 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目前这个大背景下真正的坚守者已经寥寥无几，正因为这样文学才要呼唤和歌颂坚守者，我认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通过形象来表现人生的向往与不可能。著名作家余华把这称之为文学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他有一段话好像这样说的，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常常感到难以承受，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而相反的事实却伸手可及，正如一位诗人所表达的那样，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现实（大意）。在这种状态下就凸显了作家的使命，作家就是要发现生活中那些飞跃的东西，上升的东西，就要发现那些坚守者，让他们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引领者。用这个概念来套，我显然离一个坚守者的要求差之千里，我不是一个坚守者，更不是一个文学的坚守者。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文学是奢侈品，追求这种奢侈品是要有很多硬性条件的，包括才气和毅力，我还远远没有这种资格。

文学立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前面我说过的有用跟有趣就是一种文学立场的表达，说的是已故著名作家陆文夫与鸳鸯蝴蝶派五大作家之一的周瘦鹃的一次谈话，周瘦鹃问陆文夫写小说的目的是什么？陆文夫答是为了有用。周瘦鹃说自己的小说就是为了有趣。文学作为一种带有社会属性的文化产品有用是非常重要的，似乎有趣也不可或缺。这个问题太大了，以我粗浅的学识是回答不了的。在这里盗用一下青年作家徐则臣的一句话吧，在形式上回归古典，在意蕴上趋于现代。这是他对中国好小说的一个界定，我想这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立场。 

赵月斌：《普通话》这篇小说读起来如一首挽歌。就像大家都曾操练过的“普通话”那样，对“普通话”的坚持与放弃正象征了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么做生活的影子，要么做生活的同谋，要么不识时务地做你自己，其结果显而易见，如果你不“与时俱进”，只能被时代抛弃，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庸才、失败者。在我看来《普通话》未必单是歌颂人的“坚守”，它的意义在于挑战了当下最为通行的价值观念，它让我们看到所谓落后与进步绝不止于GDP的高低、不止于是否与世界接轨。宗坤兄所发现的恰是被发展的洪流所吞没的那片脆弱的心脏地带，信念、良知、操守等等都被疯狂的欲望浸泡、萎缩，我们再也没有一块可以发出天问的高地。所以我认为宗坤兄的文学表达已经找准了时代的根脉，接下去要做的就是这让根脉更壮大。

王树军：我觉得您的小说染着经年的陈香，让人难忘的细节特别多，这里面是不是有您自己生活的影子呢？另外，您喜欢哪些作家？

王宗坤： 老弟过誉了，我的小说还远远达不到你说的那个程度，你说的那种境界我恐怕一辈子都达不到，只能说我正朝着这方面努力。当代汉语小说发展到目前这个程度，对于细节的运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已不仅仅是故事递进的推动力；也不仅仅是雕琢人物形象的刻刀，细节现在更多的是能使写作者的内心足够强大，在作品中它能够成为人性内在深度性和隐喻性相结合的催化剂。任何一个成功的写作者都是非常注重运用细节的；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都会有栩栩如生的细节。至于自己的生活影子，一点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个人生活经历就是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场景，这种“个人生活经历”当然也是特指的，不可能是指纯粹的亲身经历的事件或事物，好在现在是信息社会，我们获取各种信息的渠道非常的畅通，在目前我们感知到的这个犹如万花筒一般的世界中，我们已不需要提炼，想要的生活场景俯拾皆是，有些要远远比你想要的还要精彩。

  对某些作家的喜欢是分阶段的，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余华跟莫言，现在看迟子建跟张炜的东西比较多，还有江苏的两个作家苏童和韩东。最近读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在师范读书的时候特别迷恋巴尔扎克，当时师范那个图书馆有很多巴尔扎克的藏书，能找到的我几乎都找来读了。近段时间刚看完了前苏联作家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跟诺贝尔奖得主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很受教育。尤其是《米格尔街》，冷峻而细腻，幽默而感伤，十七个如刀锋般闪亮的短篇小说，让人着迷，开始的时候我计划每天晚上临睡前读一个短篇，用十七天读完，但读到第四篇《择业》就忍不住了，当天晚上一气就把整本书读完了。

  王树军：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您对事物有自己深刻的认识。您的小说叙事中，除了很强的电视画面感外，还很有线索感、场景感，是不是您电视人的经历对您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王宗坤：我原来从业的那个机构是个县级新闻部门，说起来就不是个真正的新闻部门，当然我也不能算个真正的电视人。假如我原来在其他部门工作也是会有一份经历的，我想这种经历和我原来的经历都是一样的，都会对我的写作产生影响。经历作为介入生活的唯一途径，对写作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多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叫《打死也不说》的随笔，里面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没有生活我只能拙劣的写作；没有写作我只能拙劣的生活。任何一份经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宝贵的，包括天才作家普鲁斯特，如果没有三十五岁之前的那种上层社会的生活经历，他就不会写出不朽的《追忆似水年华》。

  赵月斌：宗坤兄说得很有道理。喜不喜欢某个作家、某部作品往往取决于你的口味，就像吃东西一样，吃“对味”了，当然喜欢吃。至于个人经历，对写作肯定都会有影响，即使你完全虚构，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个人经验。对作家来说，阅读和阅历都有一个“反刍”的问题。从宗坤兄对读书经验、个人经历的体会来看，确是深得“反刍”之道，所以你的“生活”无所不在，不必专门寻找“灵感”，不必专门“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只要踏踏实实地读书阅世，就能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

  王树军：您是以官场小说让读者认识的，您的官场小说也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您以后是否还继续官场小说的写作？请您点评一下当下官场小说的创作形态？

王宗坤：现在的官场小说更多的演变成了一种时下流行的文化符号（假如里面还有文化的话），在这种定义之下官场小说就成了某种阅读的噱头，很多出版社为了单纯的经济效益大量的克隆和复制皮相近似内容相同的故事，甚至同一个细节也被他们重复发排了无数次，我是拒绝这样复制自己的。今年春天我曾经与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意向，他们提供丰厚的稿酬和写作选题，我来给他们操刀。后来对这种车间流程般的方式我很快就兴味索然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更不想让自己变成一部仅仅是在操纵文字的电脑。我虽然不敢妄称自己是作家，但毕竟是个有脑子的写作者。官场的故事还是能编下去的，难以为继的是对自己的一种交待，由此我也认识到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障碍还是来源于自己，当你到了真正战胜自己的那一天，也许你就真的成功了。

当年我想写小说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就是在写官场小说，标签是别人给贴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所写的人物混迹于官场。我对官场小说这种界定一直不是太感冒，我当年只是写了一些自己所熟悉的人物，我原来所在的部门和这种人物接触非常多，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把他们写了出来。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界定，我现在写的小说依然是官场小说：《颠倒》写了一个大学里的系办公室主任，《普通话》写了一个当校长和当副区长的同学。所以我感到小说是不应该有标签的，如果硬说有，那就是它们都应该关注人的命运、生存和情感。这是共性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小说的标签。

赵月斌：“官场小说”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噱头，还是不必管它什么“场”吧。无论什么场，都要有“人”在场，可是我们看到，当有人提“底层文学”时，就只剩下了“底层”，当有人炒“打工文学”时，就只剩下了“打工”，那样的文学里面没有“人”，只有人物。宗坤兄所说“关注人的命运、生存和情感”才是要着。

王树军：您说着《普通话》开始《对范小叶的两次采访》告诉她尽管心里不停的《向上向下》但不能《在暧昧中挣扎》，只有这样，在这个《多雨之秋》，你才能说《我是好人》。哈哈！这是用您部分作品的名字串起来的。足以证明，您的作品在群众中很有基础，这是您所追求的吗？

王宗坤：这实际上是个为谁写作的问题，刚开始鼓捣小说的时候，我有个观念就是小说首先就是要好读，只有让人读下去才能产生你所想要的共鸣，所以有时候就特别追求可读性。但是这两年我的这种观念有了转变，去年秋天我去聊城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当地的朋友向人介绍说这是作家王宗坤。对方一听立刻装出一副恭敬的神态说，王等坤，知道，知道。这位叫错我名字的老兄显然在拿着不知道装知道，没有读过我的小说这非常正常，因为我的小说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根本就不忍猝读，让我感到难受的是，通过这一点反映出现在就连很多文学圈里的人都已经不读书了。在这个越来越落寞的后文学时代我们的小说还能有几个读者？！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一味的迁就和迎合读者是徒劳的，文学首先要映照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心灵来写作。我现在更愿意把文学理解成一种慰藉自己心灵的事业。

赵月斌：文学首先就是一种自我审视，一种回归心灵的方式吧。只有真实地面对自己，才可能真实地面对身外的世界，像卡夫卡、佩索阿、赫拉巴尔、普鲁斯特这些极端“个人化”的作家，都有其内心的博大，哪怕他个人多么脆弱、多么无助、多么绝望，他所呈显的温柔、体恤、慈悲却是共通的，这样，他个人的事业才成为伟大的事业。当然宗坤兄未必那样极端，但你的心态是从容淡定的，这样你的作品就已具备了广阔的空间。

王树军：限于时间关系，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请谈谈下一步的创作方向？

王宗坤：目前正写着一部叫《纯洁》的中篇小说，是写师范生活的，这个题材是由《普通话》引出来的，今年夏天写完《普通话》感到意犹未尽，忽然想到我们已经没有母校了，就觉得这份生活非常的可贵，就想应该为她写下一点文字。现在的想法是完成这个中篇，然后再系统把这个题材理出来形成一个长篇。这不仅仅是对青春生活的回望，更重要的这段特殊的读书经历对我们每个同学都是最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

赵月斌：最近刚读了宗坤兄几篇新作，的确可以感受到你在试图拓宽自己的创作路数，也可看到你正试图寻求更为适意的表达方式，你的作品愈来愈显露出一种挺拔的气象。宗坤兄已挤身于山东青年作家的主力阵容，近来创作势头很猛，影响也日渐扩大，相信你会越写越不了，拿出炙手可热的非凡之作。

王树军：好了，访谈到此结束。感谢月斌老师参与这次访谈！祝宗坤兄大作频出！

王宗坤：谢谢月斌！谢谢树军老弟！谢谢一直对我关心和扶持的《时代文学》、《泰山》杂志。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