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川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一直急着打听几位羌族朋友的安危。到了6月初，我非常要好的一位北川朋友董正寿仍讯息全无。6月中旬我到了成都，但无法进入北川灾区。王铭铭兄的一位研究生曾穷石来自平武，她父亲在平武、北川熟人都多，所以我托她打探。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北京参加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们的邀宴，正在酒酣耳热之际，我的手机收到穷石发来的简讯。她写道，根据她父亲得知的可靠讯息，董先生是失踪在倒塌的北川县委大楼内的干部之一。看完简讯，我仰头喝下一杯白酒，算是替老友送行。

荞麦的故事

1996年初的冬季，我第三度进入羌族地区。先到北川，同行的有毛老师与北川民族宗教事务局的王泽元。董正寿是泽元的老友。我到北川的第一天，泽元便安排他以及其他几位北川人作我的“报导人”。正寿之外的几位北川朋友都较年长，也都十分熟悉地方掌故与文史资料。相对来说，正寿比他们年轻得多，且对地方文史不是那么的感兴趣。当时在我们的闲聊中，他提到羌族最有特色的食物——荞麦馍馍。他说，他要做点来让我尝尝。当时我并未着意。第二天一大早，他真的带着热腾腾的荞麦馍馍来敲门。想到他可能在天还没亮便起身揉面，我对他的待客热忱十分感动，也因此对荞麦馍馍印象深刻。后来在一些访谈中，我逐渐了解“荞麦”在本地有特殊的社会意义，而且它的意义在近现代有很大的变化。

过去（1950年代以前）由于族群间的歧视，在本地沿溪河的各村落、城镇人群间形成“一截骂一截”的情况。也就是，每一地方的农村民众都被下游村落及更下游的城镇居民喊作“蛮子”或“山蛮子”，但他们都自称是“汉人”，而骂更上游的村落人群为“蛮子”。我在北川青片乡曾听得一个笑话。当地人说，以前有汉人来本地买猪，他们走进村落中到处问：这是不是蛮子的村子，我要找蛮子买猪。当地人回道：不是，不是，我们是汉人，蛮子还在上头。这些汉商走到上游村落，当地人仍然说蛮子村落还在上游。于是，来找蛮子买猪的汉人就一直往深山去，永远找不到蛮子的村落。

那么，荞麦又怎么和这些有关呢？这是因为，愈往上游去，愈是高寒且土地贫瘠，玉米、水稻都长不好，只有种能耐寒耐贫瘠土壤的荞麦、青稞等，因此愈上游的村落民众平日吃荞麦愈多。就是这样，过去荞麦被当做“蛮子吃的粮食”。还有便是，荞麦磨粉做成的荞麦面或馒头，要比小麦面粉做的颜色暗些。这也符合人们对“上游蛮子”的印象。由于高山上阳光辐射强，且愈住在上游村寨的人生活愈困苦，人们在烈日下劳动的时间也愈长，因此他们经常看起来皮肤黝黑。这也使得过去本地人们常以“荞麦”影射“上游的人”或“蛮子”。

这一年夏季我再访北川。正寿领着泽元与我，一同到他位于小坝乡内外沟的老家。我们先搭车到小坝，第二天清晨，沿着一条狭窄险峻的山路走入沟中。内外沟是白草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山沟，正寿的老家位于深入山中的内沟里。内沟有四个村：上沟村、酒厂村、茶关村、茅岭村。正寿老家在茅岭村河坝组。在这儿，我一路上观察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人们“一截骂一截”的相互歧视，以及歧视造成的汉化效果。

被视为“蛮子”的人，需努力印证本家族是汉人。我在内外沟经常听到人们告诉我，他们的祖先是“湖广填四川”时来到本地，因此家族本源是汉人。还有些人强调，他们祭祖以及过端午、中秋的习俗是如何地道；同时他们也闲言闲语，说本村某家人的年节习俗不对。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天晚上，我们与几位本地老人喝酒闲聊。一位老人从怀中掏出张皱皱的纸，对我说：王教授，难得有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来这儿，昨晚我作了首四言绝句，要请您指教。对于粗识李白、杜甫的我来说，当时真是窘得很，我忘了自己是如何借着酒醉将场面撑过去的。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些深山村落中，读过古书能作诗为文的老辈子非常多。

北川人的羌族认同，由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强化。到了199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初至北川的那几年，许多山间村落百姓都自称羌族，并以此为荣，城里的羌族知识分子更努力强调本地特殊的羌文化。青片、白草等河川上游村落百姓的一些非汉习俗、记忆，现在都成了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这气氛下，过去被视为“蛮子粮食”的荞麦，成了本地羌族有代表性的特色食物。那几年，我常与北川朋友餐宴；当荞麦面、荞麦馍馍上桌时，朋友们总要强调它们是北川羌族最有特色的食品。在泽元送我的一本《北川羌族资料选集》中，我读到一则有关荞麦的地方民间故事：

（荞子与麦子）：麦子很瞧不起荞子，理由是它的面粉太黑。而荞子却说，我虽黑一点，但一年收两季，还在屋头过年哩，而你麦子一年只收一季，还在坡上过年。把麦子气得肚皮上裂了一道口子。

编者在故事后写道：“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羌族视荞麦为本民族谷神，从而存有对其偏爱的心理。”这故事及编者的话，显示了荞麦在北川羌族认同下有特殊意义。或许正寿也是在这样的民族认同与文化情境下，亲手为我做荞麦馍馍。

2000年我再度到小坝内外沟，正寿此时工作较忙，但他还是抽空到老家陪了我几天。记得有一天，正寿的哥哥买了新鲜猪排骨，他问我爱怎么吃。我看到屋前数百上千个大小萝卜堆起半个人高，个个半青半白看来十分可口。我说拣几个萝卜炖排骨罢。正寿的家人听了都笑，说那些萝卜是用来喂猪的。那天我还是吃到了萝卜排骨汤，果不出我所料，那“猪吃的萝卜”可是我吃过最好的。正寿的哥哥是个十分能干的人，除了种田外，他在屋边田边还种些核桃、银杏，以及一些我识不得的中药植物。院子一角还放了几筒蜂，家里年年有吃不完的蜂蜜。夏天他还经常到外地打工，赚些现金。有一天，我们在院子里的树下喝茶聊天，他与几个邻人打趣说着有一年他们结伴出去打工的事。那是在甘肃挖矿，最后老板跑了，他们没领到工钱，身上盘缠也用尽。于是他们由甘肃走回来，一路上专从山区走，在山里捡野菜野果填肚子。

2001年我打北川过，特别去看望正寿、泽元，当时正寿已到县委工作，泽元也当上了北川民族宗教事务所局局长。这年，我从正寿口中又听得有关“荞麦”的讯息。他说，他们单位组织一个大型会议，许多“长官”来到北川，他负责后勤支援。正寿得意地告诉我，一天他安排大家在“农家乐”享用以荞麦为主食的餐宴，“长官”们都十分满意，大家对这正宗的“绿色食品”赞不绝口。后来几年，我在北川、松潘、成都，发现将荞麦视为“绿色食品”或“养生食品”的人愈来愈多。没有人因恐怕被当作“蛮子”而忌吃荞麦，大部分人都以荞麦为本地羌族特色食品为荣，更有少部分人需担忧自己饮食过度的身子而将荞麦视为“养生绿色食品”。这样的时代社会变化，无需深奥的社会变迁理论，便表现在人们对“吃荞麦”这回事的观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