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题记

      总想写点关于蔡德金先生的文字，在他生前，在他走后。
　　得知先生病危的讯息，是在一个下着淅淅沥沥冷雨的早晨，匆忙中忘了带伞的我折回头来取伞，心中也在默默祈祷，愿先生能再次躲过病魔的侵袭。先生因脑疾长卧病榻已两年，还记得第一次手术，弟子们为先生的生命担忧，恭候在医院的手术室门外七个多小时，只待先生平安下了手术台，这是怎样漫长而又焦灼的守护。先生病来得突然，病去得也快，两周后竟能下地行走，在我心中先生已躲过一劫，仁者长寿，我近乎固执地相信。

　　哪料不到一年，先生第二次手术，去先生家里探望，只见先生的书柜松松散散，仔细一打量，有先生的一张照片，拄着手杖，站在写有"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赠书纪念的字牌前，我心头一酸忍不住无声地落泪。我知，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衷情于学术的先生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向这个他所挚爱着的世界提前说再见，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从头到脚袭来，挥之不去。也是在此时，我在先生身上，读出了生命的忧伤和灿烂追随先生的十多年里，我自觉得学到的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知识、而且潜移默化得到的更多的是方法，更重要的是做人。"踏实做人，自由行文"是先生的告诫，我深切感受到先生的关爱，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工作。1989年是一段特殊的日子，即将研究生毕业的我们为找工作不知所措，先生倾心倾力为我推荐，让我心中多了一份踏实。对我的第一份工作，先生安慰的话尤在耳畔。工作后，有时觉着闷得慌，得空就会去先生家坐坐，师母亲切随和，东一言西一语的闲话，让人也觉着心音相通，先生的家成了我们学生常相聚的处所，乐呵呵的先生会让你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十年来，有一双慈祥的眼一直在关心注视着你的成长，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的幸运。
　　一天去先生那里，见他正在整理一个大大的包裹，探头去瞧，全是小孩子的衣物，问先生方知，正在准备把自己小孙子的衣物给以前所里毕业的的一个学生，他婚后家庭发生变故，他前妻目前生活困难，向所里求援；先生真纯善良，五十岁以后还两次在师大校园无偿献血；先生曾多次为希望工程捐款；1989年6月3日，校园里颇不平静，老先生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走，将他所有的研究生及他们的男女朋友召到自己家里，三间小屋连地板都被我们塞得满满，一夜无眠，但那是我一生渡过的最温暖的一夜；先生走后，一个师兄偶然提起，1995年，先生的一个研究生眼睛不好，为了使这个农村孩子顺利得到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先生拿出几千元，让他去医院做了眼睛手术，使他如愿走上工作岗位；1998年先生脑疾手术后，他还关心在洪水中受灾的人们，嘱家人一定要捐上2000元，还有他的厚厚的毛衣和被子，他说，在四十年代，他曾经当过难民，一路逃难，是人民养育了他......
　　先生热爱学生、挚爱学术，先生的学术基石厚重而坚实，在我心目中，先生是为学术而生的。先生个人著述甚丰，且着力培养后进，奋力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他是我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特别是汪精卫伪政权史与人物研究的权威学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开拓者。先生被聘为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他的《汪精卫评传》、《天皇和日本投降》及《周佛海日记》等14本专著及几十篇学术论文，在他那片尚未开垦的学术领域里，具有奠基作用。先生乐此不疲。先生的学术黄金时代是从1976年始，在短短20几年时间里，先生下广州，去南京，真可谓"上穷碧落下微尘，动手动脚找东西"。
　　1998年先生二次手术后，仍惦记着由他发起的一个学术会议，为海峡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操持，他病榻中口述，那篇"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问题之我见"凝结了先生深厚的学术思想及炽热的爱国情怀，还有他独特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只有这时我才深切理解了先生。先生一生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忧国忧民，善良纯真。十年前的那个夏季，先生一直闷闷不乐，先生坚守学者的良心和学术尊严，自然不合时宜，先生的直言不讳让某些人不高兴，在弟子面前，他很少评说，我也知先生时时是忧郁的，先生有难言之隐、难言之苦、难言之痛，他情牵于学术、情牵于学生、情牵于他脚下这片他挚爱的厚土，我仿佛看穿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痛。弟子却无法分担，我的心也在隐隐作痛。"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安慰先生也安慰自己。
　　先生脑疾第二次手术，病情急转直下，不能行走的先生窝在轮椅里，每次在屋里推起轮椅，我的鼻头都酸酸的，先生像一头困兽，总想下楼，望着外面的泡桐树，他说自己喜欢走在泡桐树下......
　　先生走了，他走在鲜花盛开的春天。（这是写于十几年前一篇纪念我的导师蔡德金先生的文字，偶然在网上发现，故重新发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