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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协和医事》

(2014-06-24 08:13:14)
标签:

协和

医生

星光灿烂

分类: 读书记

医者的信念

——我看《协和医事》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医院,或其他什么别的机构,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的校园或医院的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耳听未必为虚的故事、传说,或许后者更是承载了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就像牛顿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阿基米德与浮力定律,趣味盎然,永恒且不朽。常青的《协和医事》,就是带我们循着协和90年的轨迹,领略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前世今生,书中的黑白照片,透着历史的久远和厚重,金色琉璃瓦屋顶的紫禁城和绿色琉璃瓦屋顶的豫王府相映相辉,协和就是在清豫王府的旧址上建起,中西合璧,画栋雕梁,玉栏碧瓦,这是一片包括55幢建筑物的建筑群,当时的老百姓,亲切地叫这儿“油王府”,因协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约翰·洛克菲勒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仅这片建筑,就引人发思古之幽情,但作者的回望,却令笔者在过去与未来的链接中,对眼前的医疗困境,寻得些光亮。感受到了医者的信念: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星光熠熠耀协和

西医进入中国,是传教士带来的,鸦片战争后,随着战后条约,医疗传教进入中国,中国近代史上一批早期的医院,多为教会医院,如杭州的广济医院、上海的仁济医院等。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它在中国最初的起源,曾和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医学传教士,视慈善济世为己任,面对的病人包括身体和灵魂。

为确定在北京或上海、武汉等地选址,洛克菲勒基金会曾三次派人来中国考察,第三次考察团的成员就有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他们用了4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医学校和88家医院,最后形成《中国的医学》报告,最终确定选址北京.新的医学院,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名Peaking UnionMedicalCollege,1915年开始筹备,在东单买下了豫王府,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扩建,19179月,协和医学院医预科开始招生,19216月,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9月协和举办了开幕典礼,协和是瞄着美国的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水准,“志在世界一流”目标打造的。即建立一所与欧美同质的医学院,拥有优秀的师资、先进的试验室、一流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

协和的校园,老师比学生多,但协 和的老师们已经习惯去带领这支以一当千的精锐之师,从1924年第一期毕业到1943年,协和共毕业了318人,平均下来每年16人,此外,培养高级护士170名,另一方面,协和培养了二千多名进修人才,在19211933年间,就有九百名医师、护士,到协和进修。不容忽视的是协和的“发散作用”,协和培养的不仅是坐堂医生,提高民众的健康,预防医学、公共卫生措施也举足轻重,在这个领域,协和人同样是开拓者。1949年后,全国许多重要的医学院、大医院的负责人,都来自协和,中华医学会中的许多专家,也来自协和,中国的主要医学杂志,也多由协和创办主编,许多医学专科在中国的创建,与协和人密不可分,而公共卫生和卫生行政部门,也有协和人的身影。从协和走出的毕业生和著名医生,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张孝骞、林巧稚、诸福棠、黄家驷、陈志潜、吴宪、汤非凡、钟惠澜、胡传揆、陈敏章、聂毓婵、王琇瑛、吴阶平、邓家栋、吴英恺……这些医学大家的相继涌现,照亮了20世纪中国医学的大半个天空。

 

功夫在诗外

协和大家辈出,群星闪耀,到底凭的是什么?除了八年制教育(医预科占了三年),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知识的“杂交”和“充电”、“招聘最好的人才并让他们开心”、闪光的校长麦克林、胡恒德、刘瑞恒、李宗恩,经历了抗战时期的日本占领,协和的医生,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星散到大后方城市、乡村,协和办学目标,用年轻的校长麦克林话就是“建立一个致力于医学教育、科研、服务病人的机构……能跻身全世界前列,我们渴望给中国带来最好的现代医学,中国也会受益于我们最近的进步”,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平常,现在中国哪个大学不声称自己要建成世界一流?协和的不同在于他们的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地向着既定目标走,而不是玩花拳秀腿,协和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功夫在诗外,创建社会服务部、创办四年制护校、“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理念、博士下乡……因为,医疗行为不是单纯的过程,而必须置身在复杂的社会因素互动中,才能真正完成。

协和的三年预科,要求学生在此期间至少要选修人文科学的入门课,要修伦理学和社会学等等课程。协和医院1921年就创立了“社会服务部”,这里的社工,好比医生伸向病人家庭的触角,燕京大学社会系的毕业生在协和找到工作,他们关心病人出院后的状况,赋予医学以温情。协和医学院建立了四年制护校,要求护理人员和病人接触时要有和蔼的态度态度,“应该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地爱护病人,关心他们,照顾他们”,“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使病人感到温暖,中国第一位获得南丁格尔奖就是协和护校的校友王秀英。

协和的第一任公共卫生学教授安兰生,他父亲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他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在美国读完大学的美国人,1921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的他,要求派往中国工作,他一路风尘来到了协和,精英落地,重在本土化,率先赋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温情。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与政府合作的“卫生事务所,提倡医生、护士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的距离。他走进北京的东城社区、钻进图书馆,和中国人交朋友,进行着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深入勘探,他将一座破庙改造的“卫生示范区”,开始了为医学的社会化锲而不舍的努力,疾病的预防,霍乱、天花、钩虫病的防治,他走进社区,与政府合办了“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这个示范区,人口约10万,安兰生他们要解决的,是10万居民从生到死,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他带来了崭新的理念“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

兰安生教授还邀请“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到协和医院讲课。晏阳初谆谆告诫协和未来的医生:“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日后,他脱下“白大褂”,换上“灰长衫”,博士下乡,来到河北定县农村,从建立村、乡、县卫生站和卫生所做起,渐渐地开辟了中国三级卫生网。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他立志赋予医学以更多的温情,在医患之间,寻找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

 

临近病人的床

时至今日,在协和人口中,仍流传着张孝骞的几句名言: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临床中牢记四个字“戒、慎、恐、惧”,“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这几句是他对“如何做一个好医生”的朴素回答。他认为搞临床离不开病人,不要只做看书的郎中,要“临近病人的床”。他自己曾成天泡在病房里,如铁屑被磁石吸引似的。观察、判断、处方,然后期待着病情的转机。当病人康复时,他说自己产生的是一种“爱情暴发般的幸福感”。

平凡的语言,又都好像说的是医患关系,其实,医学,如同神学和法学一样,这三门学科都指向科学研究的永恒话题,都需要哲学和逻辑学作为基础,所指向的目标又都超越了科学本身,医学,永远存在着未知领域,不管怎样全力以赴,也只能是无限的接近,没有终极,这也是医学的魅力所在。医学的发展,其实是了解人、认识人的漫长过程,这就是医学的社会性。

张孝骞说“疾病好像一个小小的宇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他是有感而发,医学不是万能的,有医学科学发展的阶段性局限、有人对医学科学认识的局限,医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需要经验的不断累积,而患者,因个体情况不同,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表现,同样的疾病,同样的药,或许疗效并不一样,医学领域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至今,医学对许多疾病,仍无能为力,这是医学的局限和医生的局限。长眠在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刻着: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是医者的信念,也应是患者必须直面的现实,人不仅是生物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构成疾病的因素十分复杂,人的经历、人的生活环境、人的素质,对此都有影响,每个人都必须理性地直面医学和医生不是万能的真实世界。

 

“万婴之母”林巧稚

每次去厦门的鼓浪屿,我都会在在林巧稚的雕像前驻足,是沉思也是洗礼。她是鼓浪屿的女儿,1921年,不满20岁的林巧稚考入协和,从此与协和结下了不解之缘,除抗战期间短暂的离开,她一辈子都在协和,她把自己嫁给了协和,林巧稚的头上有许多第一的桂冠,第一位担任协和总住院师的女性,第一位担任协和妇产科主任的中国人,她在产房里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亲手迎接五万多个小生命来到人间,被誉为“万婴之母”。想想看,她听到过五万多个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世界上有几人有她这般的幸运,难怪她说“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男孩、女孩、高声、低声的啼哭,渐渐幻化成她生命的交响,她接生的孩子中,有不少名叫“念林”、“怀林”、“仰林”、“爱林”的,中间的故事和曲折多多,这是民间妇女的普通感情表达,而每一个她亲手接生的孩子,出生证上都有她秀丽的英文签名:“Lin Qiao zhis Baby”。

至此,我又想起了目前令人揪心的医患关系,面对患者,有时医生一个慈祥的眼神、一句体贴的问候、一个搀扶的手势、哪怕就是小小的帮助患者弄一下枕头,病人的心都会柔软冰释,如果妇产科医生,都像林巧稚似的把自己接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宝宝,那怎么会有医患关系这个现实的天问,原本无事嘛。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医者首先要热爱,否则可以选择做别的。协和不仅两条腿走路,教研相长,而且是“医、教、研”三足鼎立,稳扎稳打,万婴之母的林巧稚,对胎儿的宫内呼吸、对女性盆腔器疾病的研究、对滋养细胞肿瘤和其他妇科肿瘤的研究,也是从临床出发,又回到临床,帮助许多病人解除了痛苦,

协和的群星闪耀,让我又想起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人才是长出来的,有了合适的土壤、环境、温度、气候,人才自然就长出来了,我想起了清华校长梅贻琦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叶圣陶老也说过“教育是农业”,春播秋收,谁也急不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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