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芝加哥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教授菲利普·迪布韦克（Philip H. Dybvig），以表彰他们在银行和金融危机方面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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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全球绝大多数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是实至名归，非他们三人莫属。因为他们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奠定了现代银行研究的基础，他们的分析在规范金融市场和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研究理论早已载入经济学教科书，是久经验证的经典经济学模型。

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在美国经济金融实践中被大幅推广和运用，并已取得了实实在在的金融治理疗效；尤其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当前全球各国政府寻找到了一条如何发挥银行金融功能以及货币政策在刺激与收缩经济中的作用的新路子，为全球金融稳定以及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学界对流动性危机的认识越发深刻清晰，在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过程中，各国央行也通过释放流动性缓解了金融危机，这与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密不可分。由此可见，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以及实践在全球金融经济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给全球金融经济治理带来了福音。

归纳起来，三位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得主的主要观点或成果表现在四方面：一是Diamond与Dybvig构建的Diamond-Dyvig银行挤兑模型，给出了银行挤兑的原因——短期性负债与长期性资产发生了期限错配，这是银行发生挤兑的根本症结所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应充分发挥银行的金融中介作用。

二是银行业务具有公共品属性，对社会生产生活有着重要影响，提出要对银行进行监管。同时，建议由国家向银行提供存款保险，这可以提升储户信心，也可以让银行更好地帮助投资人抵御风险。

三是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是金融加速了经济波动，纠正了之前普遍认为的经济波动因技术变革而引起。尤其指出了银行信贷萎缩是经济衰退加剧的重要因素，银行将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的社会能力也被严重削弱。四是解决当下全球滞胀问题，应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而并非国家创造信用来达此目的。最为重要的是在执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要考虑流动性的冲击，解决控制好流动性风险和经济衰退之间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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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这些金融理论观点以及技术模型，不仅对全球各国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治理金融以及充分发挥银行在经济波动中的调节功能起到重要作用，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同样对当前我国央行充分发挥金融宏观调控功能以及银行在经济复苏与增长的作用，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给我国央行以及银行业发展给予了有益启示。具体看，这些启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要把银行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尤其要突出银行在治理经济波动中的独立性与超然地位，以便充分发挥我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在经济运行中的“抚慰”功能，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积极的金融成分。要做到这些，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央行的独立地位应更加体现出来，可由现在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升级为全国人大直接负责监管的机构，央行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以法律形式确立这一关系；把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确保币值的稳定放在首位，不因经济增长目标需要而让央行承担更多的政府责任，不能因为经济发展需要而轻易改变央行所要履行的主要职能。同时，央行应把金融稳定置于一切目标利益之上，进一步夯实存款保险机制，筹集雄厚的存款保险基金，为防止银行存款挤兑引发的金融风波织牢更加坚固的安全网。

同时，央行与商业银行应联手加强对存款人引导，对于突然发生的存款挤兑事件及时加强舆情沟通，化解舆情危机，让更多的存款人对商业银行经营实力充满信心，对央行化解存款挤兑风险的能力保持高度胜任。此外，也应明确商业银行的独立与超然地位，推动商业银行建立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以及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金融经营实体，减少各级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预，避免银行承担更多的政府“救济”职能，提高信贷经营的灵活性和准确性。

而且，央行与银行监管机构应联合加强对商业银行经营监管，对银行经营方向进行正确引导，合理配置短期性负债与长期性资产的比例，尽量降低资产与负责的期限错配；尤其加强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监管，防止经营中的道德风险诱发大面积金融风波。很显然，在当前内外经济处于低迷态势的不利环境中，增强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防止存款挤兑风险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否则只会加剧我国经济金融状况的恶化。

其二，无论是央行还是商业银行，都应高度重视“金融加速器”理论在当前现实金融经济中的灵活运用，既要抑制经济高速增长中的金融功能扩张的冲动性，防止金融过热引发的经济泡沫膨胀；又要在经济萧条中发挥金融逆周期功能的有效性，避免金融过冷引发经济更严重的萧条。

银行除了基本的资金中介功能之外，还有较强的经济逆周期功能，可以对金融经济的波动起到有效的调节。就目前中国经济金融形势而言，经济仍处于艰难的复苏状态，在过去的三个季度里，宏观经济数据差强人意，这需要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拿出更多的可操作货币政策工具。事实上在这几年疫情中，央行已是积极作为，除了实施多次降准降息的大面积常规性总量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之外，还出手了不少结构性调整的货币政策性工具，提高了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使相关行业产业获得了较大的金融支持，在逆经济周期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接下来，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还应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制定或推出更丰富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主要是针对当前经济复苏不及预期以及应对稳住经济大盘的需要，在总量货币政策工具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上更显示出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央行的职能作为发挥到极致。同时，商业银行应针对当前经济下行风险，积极开动脑筋，消除各种担忧和克服畏难情绪，积极扶持与寻找有效信贷项目，将需要支持能够复活的实体企业的信贷需求尽量满足到位，认真执行中央政府有关扶持实体企业的优惠金融政策，切实破解实体企业融资难困局，为实体企业复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有效金融推力。

此外，商业银行应与实体企业患难与共，想企业之所想，把破解实体企业融资贵放在经营重要位置，除了降低贷款利息、减费让利这些常规操作之外，更应加快经营战略转型，提高轻资产经营水平，在降低存款利率促进负债端筹资成本下降之外，加快数字科技的运用，努力推进普惠金融服务，为全面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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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央行应充分考虑流动性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和作用，大力发掘货币政策在解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之间矛盾的平滑作用，找到控制流动性风险与防止经济衰退的密钥，切实解决当下中国经济复苏进展缓慢的现实问题。就我国央行来说，对当前全球通胀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明显而清醒的认识，及时弄清楚当下全球通胀到底由什么原因引发？有学者提出全球通胀主要是供给冲击造成，而非货币超发造成，中国央行是否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并按照这样的观点来操作货币政策，显得十分迫切。无论如何，目前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美联储加息后对其他国家产生风险和冲击，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其原因就是美元流动性诱发这种全球性金融问题；全球很多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持有美债，美联储加息将致使这些机构的借贷成本上升。

基于此，我国央行在面对流动性风险这个问题上还是把握得相当不错的，保持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定力和超然性，不受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而轻易改变，为我国疫情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利金融氛围。那么，下一步或今后面临美联储持续采取大幅加息的态势下，中国金融必然会受到较大的冲击，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到底要否转向，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严肃的问题。根据三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得主的理论观点，我国当前要走出经济困局，仍然需要发挥银行的作用，尤其是要发挥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作用。

但这更考验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智慧和魄力，就我国经济现实而言，可能短期内不能收缩货币政策，依然需要足够的流动性，这需要央行在保持市场足够流动性与防止通胀之间弹好钢琴：即央行在确保我国货币政策在确保市场经济主体有效需求得到满足之余，又不能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现象；使市场流动性刚好在刺激经济增长与防止经济衰退之间找到一个全社会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使两者之间都能实现最大化。而为达此目标，全国必须统一号令，消除各自为政状态，所有银行机构都应服从央行货币政策的指令，做到收放有度，灵活自如，确保市场流动性合理并有节制。唯有如此，我国当前经济才能尽快走出困局并达到预期的复苏目标，银行业经营也才有可能远离风险。

（原文刊发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