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曾经刊发记者“农民变市民 成本有多高？”一文，在列举农民变市民样本中，详细开出了政府在确保每位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中担负的医疗、养老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障支出，也列出了农民在越过户籍制度、养老医疗保险等制度性障碍后，农民攒钱的速度比不上房价上涨幅度，不断上涨的房价成了摆在农民面前难以跨越的巨大障碍，其难度比体制障碍尤有过之。

中央政府已注意到了农民融入城市的重要性，一些中小城市没有农民变市民，或者农民变市民的进程过于缓慢，中国城镇化建设就难达目的。因为城镇化进程首先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首要任务是让农民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目前，中央政府已在消除城乡二元户籍结构、推动医疗养老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步伐，为农民跨省、地区流动和融入城市创造了条件。这些政策举措虽为农民工、年轻大学生融入城市创造了条件；但城市房价如果不停上涨，让涌入城市的这些群体无法购买房子，而政府一时又没有足够能力为他们提供保障房和廉租房安住，终究会使这些群体在城市失去家的感觉和温暖，无法安心工作，难以融入城市各项社会活动，最终也会被逼出城市。

城市农民工由于普遍缺乏专业技能，从事的工作多为繁重体力以及高危工种，工资收入总体水平偏低，工资增长幅度不快，尽管不少农民工在同一座城市长期生活，也没有能力购房子；而保障房和廉租房对象则主要为拥有城市户籍的中低收入阶层，农民工无权享受；且随着房价不断上涨，许多农民工只能租住在城市偏僻角落栖身，一些城市房租因房价推动不断上涨，不少农民工难堪重负，不得不被挤出了城市回到本地谋生。农民工如此，一些大中城市打工年轻大学生们的境况也好不到那儿，北京出现的群租以及窝住等现象，实质也是城市高房价和高房租逼出来的。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每平米上万元甚至几万元的价格，靠工薪收入打工几辈子都无法实现购房梦。

当然，或许有人认为，大中城市要控制规模，高房价会成为抑制人口过度膨胀的“天然屏障”；并认为发展中小城镇是我国未来城市化发展方向，农民工应该流向中小城镇。但我们不难看到，现在从县城到市到省会，每一级政府都在依靠土地财政或大肆举债，大搞“造城运动”，打造政绩工程；土地价格已被招挂拍抬得很高很高，各地房价也被不断推高；县城房子每平米二、三千元，市里房子每平米四、五千元，省城房子每平米上万元，已经是当下普遍价格现象了。而且随着两部委对小产权房实施一系列清理措施，一些大中城市中低收入群体靠购买或租住小产权居住的梦，已被击得粉碎，而且又无力购买开发商的商品房，不少人只能回到生养他的家乡。

由此，解决当前中国城镇化问题，进行系列制度设计、打破体制障碍、实现农村人口自然流动固然十分重要，但控制城镇房价过快上涨似乎更加重要。当前，主要应控制货币投放过多，确保社会物价稳定，让涌入城市群体收入超过物价上涨幅度，拥有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同时，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实现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消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抑制土地价格上涨推动房价不断高企，确保房价平衡。此外，将涌入城市农民工和其他人群全部纳入保障房和廉租房支助范围，让涌入城市各群体有能力买得起房，实现安居乐业，中国城镇化便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