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诀窍
(2013-04-09 12:24:09) |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诀窍 |
||||
|
||||
| |
|
|
| 莫开伟;李江权;蒋宏斌 |
| |
| |
首先是解决好“涉农信贷”问题，放弃不切实际的信贷考核指标，克服“好高骛远”倾向。扶持“三农”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信贷监管上陷入了“质量与效益共存”、“商业信贷与政策业务共赢”的误区:不管是监管当局还是行管部门，在涉农信贷上都存在“一厢情愿”行为，企图把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打造成解决“三农”资金问题的“救世主”，先是监管部门提出“两个不低于”即涉农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后是行管部门提出“两个不低于”即当年到期贷款本金和利息收回率不低于98％。而当前农村小额信贷及农民信贷需求发生了新变化:一是小额农贷需求量大大减少，二是农民长年外出务工或改变通讯方式，贷款本息很难按期收回。这一切让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信贷管理中陷入无所适从境地，要么干脆不放贷款，小心翼翼不突破监管红线；要么不把监管红线当回事。这种考核方式，迫使不少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弄虚作假，也造成其信贷经营的困惑。 其次是解决好“监管评级”问题，制定灵活多样的评价体系，克服“生搬硬套”倾向。监管评级是检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监管当局为全面掌握农信社风险状况，印发了《农村信用社监管评级内部指引(试行)》，从资本充足、资产质量、管理状况、盈利状况、流动性状况等五方面分若干定量与定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根据得分高低分为6级16档。这种评级存在四个问题:一是评价指标过于死板，挫伤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积极性。二是各大类经济指标中的定性指标缺乏具体评价细则，评级结果有失客观公正。三是评级结果与监管措施不配套，监管当局难以根据评级结果进行差异化监管。四是监管评级指标没有涉及农村信贷环境、客户资源状况、员工综合素质等“软性”指标，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潜力。为此，应改进目前监管评级方式:一是对评定指标进行科学合理调整，体现不同经济地区差异性，从而反映监管评级社会真实性。二是设置若干综合反映机构生存环境和潜力的软指标，并对定性指标设定具体评价细则，消除主观随意性，提高评级权威性。三是解决监管评级与监管措施脱节问题，依据评级结果实施不同监管手段；并将结果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薪酬、股东分红及高管业绩考核、提拔挂钩，让监管评级产生应有的威慑力。 第三要解决好“条块监管”问题，坚持增进监管效能原则，克服“政出多门”倾向。当前，主要有两个部门负责对农信社监管，省联社负责日常业务监督与指导，监管当局负责经营合规与风险监管；由于双方立足点不同，监管政策很难协调一致，在具体监管事务中政出多门，存在不少矛盾，造成某些监管措施抵触，影响了监管整体效能发挥，也使基层农信社陷入两难境地。为此，建议省银监局与省联社应充分沟通协调:首先，在监管理念上形成共识，以促进农信社稳定与发展为目标，形成监管合力。其次，在监管政策上应相互融合，避免抵触，增强监管活力。再次，在监管行动上保持默契，确保监管激励与处罚尺度一致，增强监管效力。 最后要解决好“所有权缺位”问题，坚持企业化经营原则，克服“官办”倾向。现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一直没摆脱行政化窠臼，特别是农信社虽历经改革洗礼，但没突破“官办”怪圈，就连从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商行或农合行，行政色彩依然浓厚，所有权问题悬而未决。改制后的农商行，名义上实行了股份制管理模式，但农商行到底属谁的，经管管理者为谁负责，仍处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状态。比如改制后的农商行，由于所有制缺位，高管的选拔产生由省联社安排，难以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而农信社改制核心在于解决所有权归属问题，建立产权明晰的法人治理结构依然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对此，当前农信社改革应大胆突破所有制限制，打破“不伦不类”的尴尬局面，引进民间资本，成立私营业主或信用社员工控股的民营银行，彻底解决农信社以及改制后农商行(农合行)的所有制缺位问题，厘清经营权责，从而增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责任感、危机感和使命感，进而增强其凝聚力和向心力，并产生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
|
||||||
| |
|
| |
喜欢
0
赠金笔
前一篇：辩证看待银行业绩下滑
后一篇：理财新规无损市场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