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代文人诗歌

相对于辞赋，汉代文人对诗歌的兴趣要差一些，写作风气不大兴盛，如班固《两都赋序》、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分别叙及西汉与东汉文人写作辞赋的盛况，而未见关于文人纷纷踊跃作诗的记载，这基本折射了两汉文人创作中赋风盛于诗风的实况。

当然，这仅是相对赋体而言，若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汉代文人诗歌并不像有的论者所断言的那么沉寂。一个直观的且颇能说明问题的迹象，是汉代参与诗歌创作的文人之多是空前的，据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两汉有诗作流传下来的达五十多人。他们虽无作品流传下来，但史料记载其写过诗的也不少，如据《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文选》李善注等文献记载，董仲舒、王褒、谷永、刘歆、薛方、冯衍、王隆、刘京、杨终、夏恭、贾逵、马融、延笃、胡广、王逸、崔琦、崔瑗、崔寔、崔烈、边韶、班昭等均写过诗，再加上刘勰、钟嵘所谓“古诗”的佚名作者，可以说汉代文人诗歌的创作队伍是较可观的。就成就及影响言，汉代文人诗歌的地位也是不可小视的。众所周知，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东汉文人五言诗标志了我国早期五言抒情诗的完全成熟，因此沾溉百代，彪炳千古。其他如四言体、楚歌体、七言体等诗体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对后世诗歌产生过一些影响，自然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评述。

1、东汉文人五言诗

受乐府五言诗的影响，汉代文人五言诗零星出现并逐渐形成气候而走向成熟。西汉文人是否作过完整的五言诗，现无材料可以确证，只好存疑。今所见早期文人五言诗，均作于东汉，或有作者姓名，或为佚名作品，兹从有主名作品谈起。

东汉有主名文人五言诗较早的是班固的《咏史诗》，所咏为汉文帝时齐淳于意之少女缇萦救父的故事。全诗共十六句，前十四句主要是叙事，最后两句抒发对此事的感慨：“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赞叹之情溢于言表。缇萦救父事无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后来的《汉书·刑法志》也记载之，可见班固所咏乃真实的历史故事。缇萦舍身救父以尽孝道，终感动文帝而赦免对其父的刑罚，并下令修改国家刑律，取消肉刑。由家事而及国事，由普遍吏女之孝而及至尊帝王之仁，可见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史》、《汉》两部名著均予以记载。不过，从诗末二句“感叹之词”（钟嵘评语）来看，班固此作的倾向主要是赞叹缇萦之孝行，若进一步联系他晚年的遭际，则可知其在赞叹缇萦的孝行的同时，也似乎隐然寄寓着自己的身世之慨。据《后汉收·班固传》载，班固晚年一度有大将军窦宪为靠山，对诸子及家人不加管束教育，因此诸子、家人多放纵不法。有一次，洛阳讼种

竞竞大怒，但胃畏惧窦宪权势，暂时隐忍未发。及窦氏败，种竞竞遂乘机报复，将班固罗织入狱。《咏史》很可能是班固晚年系狱时所作，他由缇萦之能救父而寄寓了对诸子、家人不肖，累及自己下狱不救的感慨。整体而言，此诗语言质拙，文采不足，故钟嵘谓其“质木无文”。然其首创“咏史”一体，功不可没。

东汉中后期，尤其是后期，文人写作五言诗的渐渐多起来了，今存有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蔡邕《翠鸟》、郦炎《见志诗》、赵壹《疾邪诗》以及辛延年《羽林郎》和宋子侯《董娇饶》等。

张衡《同声歌》以新婚女子自述的口气，写其对丈夫的忠心挚爱及新婚生活的快乐。其中有对新婚侍奉丈夫之且喜且惊心情的表述：“情好新交交，恐忄票  若探汤。”有对丈夫体贴入微的爱护之情的流露：“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感情细腻委婉，比喻生动具体。最后写新婚之夜夫妇生活的欢乐：”衣解巾粉御，列图陈忱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这是相当真率大胆的表白，故清人有”男女欢态皆如画出“（费锡璜《汉诗说》），”荡精摇思极矣“（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之评。在汉代著名作家中，张衡是一个在描写男女情爱方面有开创性贡献的人物，《定情赋》与《同声歌》作为其代表作品，直接影响了汉末蔡邕以及魏晋南北朝某些作家的相关题材作品的创作风貌。

秦嘉《赠妇诗》是抒写思念妻子之忧愁的。秦嘉，陇西人，桓帝时举郡上计吏，赴京城洛阳，临行时，其妻徐淑正因病住在娘家，夫妇不能面别，只好互赠书信及诗篇来抒写缠绵悱恻的伉丽深情，其中诗共四首，秦嘉此题三首外，徐淑有《答秦嘉诗》一首；文四篇；秦嘉《与妻徐淑书》、《重报妻书》，徐淑《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秦嘉三首诗中，第一首尤为动人：

    人生璧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作者将生命短促、忧患多而欢乐少的人生体验与不得与爱妻团聚的满腹忧愁有机地融为一体，既有沉重的感情氛围的泻渲染，又有省书凄怆、临食不饭、长夜难眠、伏枕辗转等一系列具体细节的自然显现，在极平易的语言中传达出极真挚缠绵的情意，同时凸现出一个异常执著的有情人形象，陈祚明以“伉丽之情甚真”（《采菽堂古诗选》卷四）评之，堪称允当。又，第二首有云：“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第三首月云：“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屋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写对妻子的无限眷恋、思念，回环反复，一往情深。

郦炎《见志诗》二首。第一首主要抒写建功扬名的高远雄壮志向，有云：“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诗人要像大鹏一样舒展凌霄的翅膀，要像骐骥一样奋迈千里之足，驰翔往理想之所，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诗人不相信天命，认为“通塞”同己，无须“相卜”，表示要以陈平、韩信这些起于贫贱而终于成就功业的历史人物自勉自励。全诗情调高亢，气势激扬，一个充满自信、不同凡俗的青年志士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二首主要抒写世道艰难、怀才不遇的感慨：

    灵芝生河州，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发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诗人先以灵芝困于洪波、兰荣摧于严霜为喻，说明贤才往往身世坎坷，遭受压抑。再以汉初贤士贾谊备受绛侯周勃及灌婴等权臣排挤压制的史实证之。末则慨叹世无伯乐、卞和，才士不被赏识，穷愁终老，并希望圣人复出，廓清世风，字里行间迸涌着愤慨不平之气。二诗相较，前进得侧重抒写远大的志向及不羁的情怀，故昂奋豪壮，后者侧重抒发怀才不遇之慨并抨击世道之不公，故沉郁悲愤，合观之，正清晰地体现了作者由生活阅历的深化而思想感情不得不发生变化的基本人生轨迹。二诗在艺术表现上，一是善于运用比兴象征手法，以加强形象性；二是长于用典，以加强可信性。如此特色对西晋著名诗人左思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咏史》诗的创作大抵有一定的影响。

赵壹《疾邪诗》二首，原附于其《刺世疾邪赋》的尾部，系假托秦客与鲁生对话的形式而写成。赋末附五言诗，以赵壹此作为最早，在赋史上无疑是一个卓异的降。与标题相符，这两首五言诗洋溢着鲜明的愤世嫉邪之情，作者抨击的社会弊病，涉及贿赂公行，金钱左右官场，谄媚者提势，耿介者寸步难行，有权有势者为所欲为，贫而贤者不得不沉沦，等等，陈祚明谓其“慷激之词，情极奔涌”（《采菽堂古诗选》卷四）。对比鲜明是诗歌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主要特色，如“文籍虽满腹，一如一囊钱。尹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皆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蔡邕《翠鸟诗》五言十句，是一首托鸟自喻的寓言诗。前六句描写翠鸟托身之所及其美丽可爱的色彩姿态：庭院角落长着茂盛的石榴树，火红的花朵绽开在绿叶丛中，翠鸟飞来，栖于树上，扑闪翅膀，修饰仪容。举首顾盼，石榴树顿时增生出一片绿意；跳动身躯，扬起了翠亮的羽毋。后四句以翠鸟自述的口吻追叙其来历与愿望：它是从猎人追捕下逃脱出来的幸存者，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石榴树的主人，以雌雄相谐，白头互老。《后汉书·蔡邕传》载，邕因上书议论朝政，遭宦者中伤，被流放于朔方。获赦不久，恐被人谗害，于是亡命江海，前后达十年之久。诗中所写翠鸟的来历及其愿望，正是作者身处乱世企求全身远害之心态的写照。诗中“回顾生碧色，动摇杨缥青”两句刻画翠鸟在树枝上顾盼移动，情态色彩生动传神。

东汉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中受乐府民歌影响最显著的是辛延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饶》。辛、宋二人生平不详，事迹无材料可考，今论者一般以为他们是东汉中期或后期的下层文人。《羽林郎》性质同于乐府叙事诗，作者以歌颂的立场叙述了一个当垆胡姬反抗强暴的故事，诗云：

    昔有零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  ，翠盖空路蹰。就我求清酒，丝绳子提玉荧。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鲍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结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故事的主题、人物、情节以及表现手法均与乐府民歌《陌上桑》比较接近。诗中所谓霍家奴冯子都，西汉实有其人，《汉人·霍光传》载，西汉昭宣时期的权臣霍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议事”。但辛延年作此诗并非仅仅抨击霍家恶奴，而是以霍家恶奴事为幌子，揭露批判他所处的东汉时期达官权臣骄横跋扈，纵容家奴为非作歹的黑暗现象。清人朱乾在《乐府正义》中阐释本诗创作缘起说：“后汉和帝永元元年，以窦宪为大将军。窦氏兄弟骄纵，而执金吾景尤甚，奴客缇骑，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此诗疑为窦景而作，盖托往事以讽今也。”如此理解虽尚嫌过于坐实，但基本思路是可取的。诗篇中的胡姬面对豪奴的调戏，表现了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是一个可与《陌上桑》。中罗敷媲美的刚烈坚贞的光辉形象。

宋子侯《董娇饶》假设人与花的对话，抒发青春年华难再的感慨：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扬。“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入馨香？”“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

诗人并未单纯地停留于以桃李花比女子之妙龄红颜，以花落比盛年之易逝的层面上，而是出人意料地由女子折花的情节，进一步设为花与女子相责相嘲的对话，在花开花落的无穷循环与女子的红颜一旦逝去便永不复返的比照中，慨叹人生短促，人不如花。东汉后期文人的生命意识空前自觉，人生短促之叹随处可见，但像宋子侯这样将花拟人、措助对话展开展思的民歌式的写法，尚属罕见。故清人毛先舒谓其“深长婉妙，在汉诗亦自绝少”（《诗辩坻》卷一），沈德潜谓其“婀娜其枝，无穷摇曳”（《古诗源》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