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诠释”是两个相互有别而又有着紧密联系的概念。就两者各自的承担主体而言，读者和释经者是两种不同的角色。读者可以仅止于阅读而已，而不必将读书之所得形诸文字，而释经者则要把阅读所获得的“意义”予以文字的表达。读者阅读过程中所牵涉到的“诠释”因素，对于读者本人而言，完全是非课题化的、不自觉的，而诠释者之为诠释者，理应把文本的解读作为自己的专题。在学理上，阅读现象学与文本诠释学亦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的焦点与领域。但是，对两者进行截然的分隔亦是行不通的，毕竟任何经典的诠释首先建立在相应的阅读这一环节上面。阅读是诠释过程中的基础性的要素，而任何阅读如果没有诠释性的先见的“引导”，便根本无法进行，在这种意义上，任何阅读都已经是诠释。在这里，两者确实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联”乃或“循环”。本文旨在通过对朱子读书法的文本考察，揭示传统读书法的独特品格，由此或可对弄清时下讨论的中国思想中的诠释传统之个性有所裨益。

1、圣书意识   

      圣书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决定相应的对圣书的态度，以及阅读的目的与方法。圣书乃载道之书，在这一点上，朱子与其它宋明儒的看法是一致的。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谓尽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页187）

   ……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朱子语类》，第7册，页2913）
   言（圣人之言）-心（圣人之心）-理（天理/圣人之意）构成了朱子圣书意识之基本结构。此结构亦决定了读者之阅读模式：由圣人之言，通圣人之心，达圣人之意（天理）：
   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朱子语类》，第1册，页162）
   所以，最理想的读者是虚心、诚意以求与作者（圣人）心心相印的读者。在此意义上，读者在根本上只能是“敬虔的“、“被动的”、“倾听性的”、“接受性”的。
   应该指出的是，朱子非常强调圣书、圣言与天理之完全对应性：
   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认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将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说出，把做圣人意思。（《朱子语类》，第1册，页179）

   若有个高妙底道理而圣人隐之，便是圣人大无状！不忠不信，圣人首先犯着！（《朱子语类》，第7册，页2785）
   圣人之言既然“坦易明白”，那么，每一个虚心的读者就都可以读懂，而毋须某个特殊的释经阶层做中介；既然圣人无隐，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外别传”、“传心密法”。

2、为何读书

   既然书乃载道之书，读书当然是为了求道。然而，求道幷不只是纯粹识见方面的事情，在根本上，读书是为己之学，切己工夫，须以身心做根底，在此意义上，朱子反复讲读书乃“第二义”、“第二事”：
   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然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圣人说底，是他曾经历过来。（《朱子语类》，第1册，页161）
   如此，解经、晓义皆不是读书之最终目的，如读书活动仅止于文本之解读，而不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属“俗学”而非“道学”：

   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古人亦须读书始得。但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何用？今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朱子语类》，第1册，页181）
   道、俗之别在于阅读意识与态度之别：“只管就外边文字上走”，支离杂扰，即是俗；切己体察，即是“道”。圣人之言不过是一个前引，真正的读者是顺着这个前引而亲自去行、去践履：
   大凡为学，最切要处在吾身心，其次是做事，此是的实紧切处。学者须是把圣人之言来穷究，见得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个道理在，若大路然。圣人之言，便是一个引路底。（《朱子语类》，第7册，页2756）

   许多道理，孔子恁地说一番，孟子恁地说一番，子思恁地说一番，都恁地悬空挂在那里。自家须自去体认，始得。（《朱子语类》，第1册，页188）
   所以真正的读书不是增加知识，不是消遣光阴，不是遮眼，而是切己、行己，甚至是要改变气质：
   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易晓。（《朱子语类》，第1册，页188）

   今读书紧要，是要看圣人教人做工夫处是如何。如用药治病，须看这病是如何发，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药材，何者几两，何者几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制，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吃，只如此而已。（《朱子语类》，第1册，页162）

   ……贺孙问：“先生向令敬之看《孟子》。若读此书透，须自变得气质否？”曰：“只是道理明，自然会变。今且说读《孟子》， 读了只依旧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便是不曾得他里面意思；《孟子》自是《孟子》，自家身己自是自家身己。读书看道理，也须着些力气，看教分明透彻，方于身上有功。（《朱子语类》，第7册，页2889）
   读书竟然类似于宗教信念的“改宗”（conversion），读书之切己工夫如此！诚如 钱穆先生所说，朱子之读书法，同时即是一种“涵养”、一种“践履”。[1]

3、读书心态

3·1圣书态度

   如前所述，在朱子看来，最理想的读者是敬虔的、被动的读者，他对于圣书的态度是顺服的、尊重的态度。在圣书面前，读者必须表现出相应与相宜的举止与姿态：
   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咏，切己体察。（《朱子语类》，第1册，页179）
   这种读书举止牵涉到身体之姿势（敛身正坐）、视觉之样式（缓视）、声音之情态（微吟），以及心之状况（虚心）等诸种要件，读书本身成了一种特殊的身心投入之“行为”，这种行为已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读书之含义，而成了一种读者和作者（圣贤）直接沟通行为：
   ……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诵之宜舒缓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须端庄正坐，如对圣贤，则心定而义理易究……（〈与魏应仲〉，《朱熹集》，第4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805）
3·2专心与静心

    专心强调的是投入精神，朱子对此有“葬身”之喻：
   读书者当将此身葬在此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晓彻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书上，方谓之善读书。（《朱子语类》，第7册，页2805）
   又说：

   读书，须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更不问外面有何事，方见得一段道理出。（《朱子语类》，第1册，页177）
   “将身葬在此书中”、“一心在书上”、“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都说明读书要有专心、有完全的投入之精神，朱子又曾形象地把这种专心精神比喻成“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朱子语类》，第7册，页2765）。然而心易分而难专，要专心须先“平心”、“静心”才行：
   大抵人要读书，须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静，然后开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驰骛纷扰，则方寸之间自与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闭门端坐半月十日，却来观书，自当信此言之不妄也。（〈答周深父〉，《朱熹集》，第6册，页3331）
   如此，读书行为与收拾身心联系在了一起，为了进入读书这一复杂过程，有时还必须经历“闭门端坐”这样一个严格的预备阶段。

3·3虚心与耐心

    虚心读书，是朱子反复强调一个主题。有门人问读经之法，朱子曰：“亦无法，只是虚心平读去。”（《朱子语类》，第1册，页187） “虚心”即是要克服“浮论”、“先入之见”，克服“六经注我”式的主观随意性。在朱子看来，读书不虚心，就无法真正领会圣贤话语，就会认己意、私意为圣贤之意：
   看文字许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错了。（《朱子语类》，第1册，页179）

   今学者不会看文章，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己说；只借圣人言语做起头，便自把己意接说将去。病痛专在这上，不可不戒。（《朱子语类》，第7册，页2811）

   看书，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朱子语类》，第1册，页185）

   初看时便先断以己意，前圣之说皆不可入。此正当今学者之病，不可不知。（同上书，页189）
   虚心是为了防止“用己意迁就圣贤之言”，只有心“虚”了，圣贤之话语才能得到“落实”的空间，才能让圣书之“原意”如其所是地展现出来。这颇有点类似于现象学方法中的“悬搁”，只有“悬搁”了，才能“面向实事本身”。不过在现象学悬搁那里，更多强调的是“直观”（视觉）的旨趣，而在朱子这里，则表现出“倾听”（听觉）的取向：
    凡看书，许虚心看，不要先立说。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后又看一段。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同上书，页179）

    做好将圣人书读，见得他意思如当面说话相似。（同上书，页162）

    读书，如问人事一般。如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谓必是如此。（同上书，页185）
   在这三个读书的比喻中，读者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读书的艺术乃是倾听的艺术。“听”和“看”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听者的心态是期待的、接受的、投入的，听者不可能同视者将目光任意浏览周遭的对象那样，将耳朵任意听取周遭的声响，倾听总是期待着，总是沉浸于所听的对象之中的，而不像视觉那样游离于所看的对象之外。[2] 倾听式的读书法一方面揭示了读者在文本面前的“被动性”，用朱子的术语是“义理自出”，另一方面也突显了读者与文本（以及文本背后的圣贤）之间的亲切与亲合的关系。这与出于一己之趣的东看西看、走马观花的“看书”法有着本质的差别。